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

在我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新时尚。为解决当前"垃圾围城"的困境,对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况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学界关于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垃圾分类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独角戏",更需要公众、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通过对公众行为、企业利益、政府政策等涉及垃圾分类系统工程各个方面的分析,建议地方政府应采取提高公众参与度、引导企业发挥积极作用、加快立法健全相关制度以及完善内外部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

作为一项关涉社会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落地。以政策扩散为理论视角,对我国31个省级、38个地级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演进体现出如下运行机理:在时间维度上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随时间变动呈现S型扩散曲线,目前处于曲线第二阶段,即快速增长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邻近效应,同区域内政策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影响,包括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两种模式;在主要内容上呈现出效仿与创新失衡,以简单效仿为主,政策创新性不足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历时多年,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乡村治理中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对城市垃圾的消纳,"垃圾围村"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对于解决污染问题进而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非凡。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执行,得益于当地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当然,由于社会资本增长乏力,也使得垃圾分类政策的继续执行存在较大的阻力。为了推动垃圾分类政策持续有效执行,必须进一步夯实和巩固当地的社会资本。     

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42个试点城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主体和情境维度的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2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情境的交互影响使试点城市政府呈现不一样的政策行为。其中,负责政策推行的职能部门发挥关键作用;纵向压力、横向竞争、前期政策制定经验和官员变更等因素形成组态效应。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需关注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制度环境,引导多元政策主体参与,形成多维度动力耦合机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低值可回收物补贴参照垃圾处置费“一刀切”合适吗？——基于上海的验证

大多数城市对低值可回收物的补贴标准是参照垃圾处置费“一刀切”执行，但这对企业是否补贴到位、对政府是否最节约尚有待探究。通过构建企业成本与政府节约综合选择法（BC GE选择法），以上海为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不影响现行补贴政策所对应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率前提下，与参照生活垃圾处置费用221元每吨的“一刀切”式补贴方式相比，按BC GE选择法核算形成的梯度补贴标准执行可节省7307.8万元。应改变“一刀切”式补贴做法，实行梯度补贴政策；建立低值可回收物补贴核算系统，对企业精准补贴；各地可立足自身财力或垃圾分类目标等实际，按低值可回收物补贴敏感度制定梯度补贴标准，促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推动行业产业化发展。     

论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区域政策及其创新

区域公共政策是旨在弥补区域市场失灵和跳出地方政策失灵的困境，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政策干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在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推动区域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价值、行为规范、事实等层面还有待完善，当前应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导向，转变理念，完善政策机制，明晰区域公共政策的限度，健全区域政策体系，从而实现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创新。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     

公共政策的回应机制与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是社会公共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公共政策回应机制对于构建公共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开放机制、传导机制和应答机制构成了公共政策的主要回应机制。公共政策回应机制的弱化导致公共秩序失衡。优化公共政策的回应机制是构建良好公共秩序的根本前提。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方式,为优化公共政策的回应机制提供了新的途径。     

瓶颈与突破：上海科技创新研究

上海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其原因与瓶颈是城市创新体系不健全,科技创新机制不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科技与教育投入不足,高素质人才短缺。上海科技创新的突破路径为构建城市创新体系,理顺城市创新职能,改革经济体制,健全创新机制,完善政府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审批政策都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要注重原创,实施知识产权和品牌战略。     

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利用法律体系的建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村生活垃圾数量也急剧增多。生活垃圾成份也由传统的易降解物质向化学、工业用品等转变。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小城市向附近农村地区转移垃圾并试图以此来破解城市"垃圾围城"的现象。在当前农村环境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文章拟提出一条适合农村环保与发展的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之路,并通过分析现行立法,提出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利用法律法规,适时提高法律位阶,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押金返还制度的建议。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之研究——以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受阻为例

政策执行是把政府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权力寻租、政策缺陷、监控不力等因素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制约体系、政策制定体系以及监控体系,从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下有对策"行为的发生.     

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

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而开展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但政策创新的“价值”必须置于政策生态的框架下进行衡量。在政策生态视野下,政策创新研究有变量分析、过程模型、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四个角度。本文着重从主题上阐释了公共政策创新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创新四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以市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和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已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在公民环境社会参与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公民环境社会参与-政治资本获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实测政治资本获取的传导机制以及生态素养的边界条件,揭示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现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研究

济南市作为国务院确定的46个生活垃圾分类先行先试重点城市之一,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既是"环境之痛",更是"进步之梯"。随着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进入立法时代,一场全民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攻坚战"正在展开。基于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必须进行一场系统性的治理变革,构建全主体、全流程的环境公共治理体系,政府引导市场、社会和居民结成环境治理"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营造绿色、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     

从心理疏导到社会心理服务: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次重大拓展,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大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处理好个体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态引导、社会情绪管理之间的关系,专业化服务和广大党员干部参与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完善领导体制,拓展以个体心理健康为重点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建立社会心态的识别、分析和吸纳机制,并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公正性和获得感为导向,完善公共政策的评估体系;加强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提高公共政策的可预期性;优化政策执行过程,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以民心为出发点,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和党的群众工作。     

岛外撷英

深圳:首部垃圾减量分类法规拟明年出台8月3日,深圳市城管局召开的"实施垃圾分类,建设低碳宜居家园"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局副局长叶果告诉记者,目前全市500个示范单位(小区)的选点工作已基本完成。他说,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宁愿推进速度慢一点,也不能造成"前端居民搞分类,后端处置大锅烩"的局面。与此同时,为了更加规范引导     

统一战线与城市社会管理工作创新

在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与统一战线在领导力量、管理主体、发展目标、工作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城市社会管理工作中,统一战线可以充当城市居民利益诉求表达及整合者的角色,可以较好地发挥包容歧见及精神抚慰的功能,还可以发挥多谋、力行的作用。为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实现城市社会管理工作创新,应努力构建城市突发性群体事件预防处置中统战工作的运行机制;拓展统战工作面,推动建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管理和服务机制;发挥统一战线成员的智力和规模优势,改进城市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及落实工作;挖掘统一战线社会组织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潜能,构建新型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