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形势与外交新理念实践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和美国战略东移的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和外交面临着复杂的形势。自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必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的崛起必定将压缩周边国家的成长空间。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重返亚太"为中国周边跟随美国的国家构筑了坚强的后台。中国周边出现了一系列的挑战因素都与这些有很大的关系。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和外交环境之下,我国需要在巩固和维护周边安全,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强多边互动,加强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周边安全与外交战略融合推进等方面有所加强。     

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支点

周边外交和"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突破。作为中国最大"周边"的俄罗斯与中国互为传统邻邦,两国已经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和重大矛盾分歧;作为世界大国和地缘政治大国,中俄两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同为与西方传统强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异质化的两强,中俄两国在经济、安全、人文和国际秩序四个维度上存在着诸多利益交叉和重合,而这正是中俄"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

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中国长期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不仅改善本国周边安全环境,而且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升至“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地区经济、科技、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得到全面拓展。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风范。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特点、功能与趋势

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周边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作为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周边”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地理边界，成为一个由地理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交织而成的综合性的研究范畴。通过比较世界主要大国对于周边的理解，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中国认识和处理周边问题提供借鉴。总的说来，中国的周边问题具有复杂性、功能性、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突发的热点事件和冲突，但从历史的全面的视角来看，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合作、交通运输、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人文教育合作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只要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新的全球化形态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必将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合作新局面。     

从外发型秩序到内生型秩序——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重建

冷战结束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有的主要由美国推动建立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区内国家开始在地区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中国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崛起不仅导致在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区内经济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更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使得东亚地区由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虽然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在建构区内和平稳定方面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两种秩序在本地区的竞争却产生了更多全新的问题。而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推动者，美国和中国在本地区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无法平顺转型的动因所在。     

权力结构变更下的亚洲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

从区域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地区一体化初期,需要有一个区域领导者负责提供区域公共物品,以建立有效的经济安排。在东亚,尽管域外国家美国有实力并且有干涉东亚地区事务的意愿,但无意修复东亚安排的缺陷。过去,东亚地区缺乏地区性主导国家,日本和中国均试图在经济问题上取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实力飞速增长,改变了东亚的权力结构;中国主要外交政策目标是寻求和平的外部环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对东亚地区安全产品的需求和支持意愿。因此,中国的崛起利于弥补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缺陷。     

2004年国际安全形势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2004年,国际安全形势仍然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特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也在发展,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势头不减,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反弹强烈,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危及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使我国在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势头不减　　2004年,美国因忙于国内大选和稳定伊拉克国内动荡的局势,注意力和力量的投放受到牵制,单边主义有所收敛。但其…     

东亚安全中的美国因素

东亚各国因互不信任而缺乏建立安全机制的条件,美国凭借自身超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掌握了东亚安全的主导权,表现在美国对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上以及对东亚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上。美国掌握东亚安全的主导权,其实质就是防范与遏制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和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以更好地服务于其全球战略,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与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

东北亚地区异质政治文明与非兼容战略目标的并存,使东北亚地区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非整合性特征;遗留的冷战遗产和因热点问题引发的国家间对抗,使该地区安全形势处于"两难"与"困境"之中;涉及到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愈来愈突出的发展态势。在中国致力建设多元均衡的东北亚安全秩序之际,美国在关系到中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直接挑战,并利用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干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贯性,利用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牵制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统筹性。中国必须准确识别美国针对中国综合安全的政治讹诈,保持清醒,及时调整自身战略的阶段性目标,控制内政与外交的节奏,稳健发展,在发展中求安全。     

论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学术界对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莫衷一是。实际上,美国称霸与世界反霸的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东西矛盾等都不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在增多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处于国际社会中各种基本矛盾的交汇点的特点日益明显。中国必须选择全面发展的战略,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全面推行体现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化解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力。     

“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

"周边"、"周边环境"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等概念产生于冷战结束前后,经由国家领导人使用之后获得认可和推广。这些概念得以融入政策体系和学术体系的主要动力,在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地区秩序的互动。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加速经济建设的国家战略目标,迫使中国经济呈现出亚洲化发展趋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联系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与此同时,中国借国际局势变动改善与东盟的关系,在与东盟的互动中领略到具有多边内涵的"周边环境"的重要性,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周边安全环境"概念已经包括经济安全的含义。"周边"概念反映出中国国际政治观的进化,周边作为一个分析层次和外交板块已经被提升到重要地位。"周边"的内涵具有政经合一、陆海并重的特点,表明中国决策层以一种更加均衡的视角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和平与反恐：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面临的双重挑战

反恐优先与和平进程边缘化之间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因此，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宏观战略层面，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具体说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改变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僵化战略，能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使叙利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的建设性角色。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需要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确保伊拉克局势不会再度恶化，加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同时避免陷入新的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核问题成为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伊朗问题，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与反恐战略，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一个美国人的“中庸之道”——中国读者读《修墙》

中国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注重调和折中,强调待人接物避免两个极端,在矛盾中求平衡。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的《修墙》中,叙述者＂我＂在＂必须修墙＂与＂无须修墙＂的矛盾中找到了统一之处,即邻里和睦;同时＂我＂通过行动与内心的结合找到了矛盾的平衡点。从中国读者特殊的理解角度来看,这种统一与平衡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思想。因此,在领略此诗的艺术魅力之余,还可看出一个美国人待人接物与人际交往中的＂中庸之道＂。     

干涉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南海政策逻辑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准确地分析美国的南海政策逻辑对于中国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是由于其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干涉主义立场也从"多边协商体制"走向了"积极干涉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对美国在南海利益的界定,美国未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将会增强其在南海争端上的影响力,具体来说,美国将运用国际法否定中国对于南海的领土诉求,利用经济实力干涉南海争端,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将与中国海军实力的差距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提倡运用国际多边机制解决南海问题,力求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南海争端是非常复杂的,解决南海争端也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政府在解决南海争端时需要占据道德和舆论制高点,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时注重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态势、原因与走向

自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以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迟迟难以化解,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且倾向于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日本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制衡态势愈发凸显。从国际、地区、双边及国内层面看,"美国因素"、中日安全困境的上升通道被激活、中日双边矛盾由过去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向海洋权益之争升级以及两国的国内因素,是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钓鱼岛争端的发展、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趋向、美国对日本政策走向的态度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势。     

从近几届以色列大选看民意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饱受战难之苦的国家。以色列人反对战争、渴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同时又对以色列的安全存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缺乏信任。这种矛盾心理，在以色列频频举行的大选中反映得格外清晰。在特定的时期，以色列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往往决定着一个政党在大选中的成败。本文试通过对以色列最近3次议会大选的分析来看左右摇摆中的民意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     

学术简讯三则

"中国周边安全与治理:理论、经验与问题"青年学者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年6月4日会议主要讨论了四个主题:周边战略的理论新思维,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周边地区热点与中国应对,周边治理与东亚地区合作。金融危机后,东亚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推行新的周边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