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阶段被告人人权保障研究

在高度重视人权保障的国际环境下,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人权保障理念已经逐步渗透于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在庭审阶段,我国先后确立了"统一审判原则""上诉不加刑"等一系列被告人人权保障机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庭审现场还出现被告人"地位低""辩护难""质证难""排非难"诸多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完善路径。     

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背景下何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场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的视角归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路径,即基于权力本位的"管控性治理路径"、基于服务本位的"回应性治理路径"与基于法律本位的"法制化治理路径",进一步对传统治理路径的局限性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无法应对社会治理的隐性风险及无法奏效隐性风险的社会治理。鉴于此,提出将技术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构建社会治理的技术路径,并重塑社会治理的人本、效率、主体和技术的价值取向,以期促进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巴黎协定》的法律效力及国内应对

《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性突破,该协定满足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四因素,即具备条约核心形式,固定的承诺,透明度、责任和促进机制以及遵守机制。《巴黎协定》虽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确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路径,但其中主要条款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性质获得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为适应《巴黎协定》的新路径,我国应当完善本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提高市场机制作用,加强国内政策引导。     

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风险类型及其防控策略分析

"数字化"治理是我国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议题之一。特大城市是数字化治理转型的推动者、示范者。目前,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风险,主要聚焦在"数字偏差""数字悬浮""数字内卷""数字幻象""数字沙丘"等方面。提升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规避风险能力,需要处理好数字化建设与安全防控、短期绩效与长远发展、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通过优化数字化治理规划设计与决策机制、加大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政企社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加强数字治理研发创新与安全保障工作、健全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考核评价机制,提升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中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建设水平。     

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国家治理中的多元合作——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考察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本文将从治理理论出发,考察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状以及探究源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提出不同的路径。     

我国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有完善的应急法律对其进行保障.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急管理法制建设的发展脉络,为适应应急管理部成立的新形势,应当完善应急法律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推进应急法制与体制、机制有机结合.     

试谈当前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策略选择

本文主要从要发挥"政府主导""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塑造社区治理工作在增进公众福祉中的亲和形象、坚持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工作两条腿走路、突出社区治理工作建设工程的系统性四个方面,探究当前社区治理工作的较优策略选择,继而为下一步社区治理体系和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打牢基础,提供一定路径参考。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我国海洋行政程序立法法典化研究

我国海洋行政程序法的定位是：海洋行政程序法是海洋行政法的程序法,是行政程序法的特别法,也是海洋程序法的子法。法典化路径理应成为我国海洋行政程序立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回应海洋行政程序法体系之现存问题,有利于强化执法主体的程序义务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有利于克服行政程序法侧重普遍规则而缺乏特殊规则的局限,有利于各海洋执法主体遵循同一程序进而提升执法能力。统合后的海洋行政程序法是宪政环境下以海洋行政法律体系为依托,属于其内在体系且在适用效力上仅次于宪法,并与其他海洋程序法平行适用的分支法律。以此定位为主线,从海洋执法程序理论与立法技术的高度对该法典的实质内容与结构进行合理设置。     

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延续与创新,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特征与时代意涵,反映了社会治理理论已从机制创新、架构完善推进到格局营造、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理念,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仍然是其最为鲜明的价值依归,同时其具有"主体关系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协商共治""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丰富时代意蕴,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根本保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目前,社会治理依法治理理念、治理立法、治理机制、治理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制约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为此,要从培育社会治理法治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健全执法机制、加强司法保障和健全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海洋执法法律体系建设的模式与进路

安全的海洋环境是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需要加强对海洋的管控,加强海洋执法法律体系建设是强化海洋管控的重要措施。我国海洋执法法律体系建设应当采取综合型立法模式,首先要加快制定《海洋基本法》。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统一

对于治国理政,无论是"传统德治""现代法治",亦或是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表现出了独特的显著作用。由于传统德治在较长历史中施行"德主刑辅""以上率下""家族自治"等治理范式,以致"德法依存""德法背离"矛盾性共生共存。在当前治国理政实践中,依然需要"德法统一"或"德法互动"的治理方式,这也是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梳理及认清"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相统一的问题,探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历史与思想根源及具体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措施法治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出发点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我国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免疫力"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面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缺乏法治思维、应急法律体系不协调、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三大方面的法治化不足问题。鉴于此,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树立和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应急法律体系完善、完善应急处置具体机制,构建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应对框架。只有从思维到法律构架再到具体机制全面覆盖,才能依法、有序、有效防控疫情,推动突发公共卫生应对的法治化进程。     

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

流域水系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等特点，但我国现行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导致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碎片化”，这与流域整体性治理的要求相背离。分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发现，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管理是新时代流域保护和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我国现有立法尚未全面对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基于域外流域综合管理经验，完善流域法律规范、改革流域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健全流域综合管理法律体系、深化流域管理机构改革、建立跨区域的磋商合作制度、健全流域公众参与制度，以推动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由"政社合一"的一元管理到"乡政村治"的二元共治再到多元协同共治。新乡贤生成原因有选贤任能的历史渊源,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反哺农村的乡土情怀。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包括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返乡居住无保障,面临偏见与抵触,配套政策待完善等困境;应从科学合理定位角色,优化城乡融合环境,完善政策法律保障,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来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黄河保护立法的历史背景与现实任务

推进黄河保护立法,构建"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格局,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意义。黄河保护立法要吸收古代治河的历史经验,并借鉴《长江保护法》和域外流域立法成果,坚持综合治理原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总安排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黄河保护立法中,要明确法律适用的"流域"范围,完善黄河治理体制,健全流域规划制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展公众参与渠道,从整体上构建黄河流域统一监管、整体保护、系统治理、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推动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总体战与平战结合思维建构公共法律服务社会治理体系

法律是一个立体化动态运行的系统,以"总体战与平战结合"的思维,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指引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各政法机关以及其他机构组织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通过重构制度功能、完善运行机制、优化作用方式、探寻治理路径,为我们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