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合作治理的中国化路径:成本困境与消解

理解合作治理达成的条件有助于探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这些条件由理论要素和政策情境构成。本文通过提取国外合作治理的理论要素和我国治理政策中的情境因素,基于成本核算的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后发现:照搬西方合作治理理论可能会带来制度冲突、权力侵蚀、缺乏信任、利益界限模糊化等成本困境。在提出消解建议的基础上,探讨合作治理本土化的理论设想。     

政策过程的决策途径:理论基础、演进过程与未来展望

复杂的政策世界需要模型化探索,它可以帮助人类简化认知,提供启示法,从而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和改进政策质量。决策途径提供了一种看待政策过程的视角,理性决策模型是理解政策过程的基准理论,它强调用"偏好、备选方案、预期结果和选择"来指导政策实践。一旦理性决策模型不能够很好地解释政策过程中的事实时,学者们通过挑战它而提出了替代性的多样化决策模型,渐进主义模型、垃圾桶模型、适应性模型和混和扫描模型等是其典型代表。而另外一些学者在对理性决策模型辩护中,发展了具有独特政策话语和身份特征的阶段论,将政策过程划分为议程设定、政策形成、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五个阶段。后来的学者因为不满意阶段论的理论解释力,在寻找更好的理论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具有鲜明决策特色的综合性过程理论,多源流框架、间断-均衡理论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模型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是真、善、美,真是科学,善是正义,美是艺术。基于决策途径发展的政策过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真、善、美的平衡,只要通过借鉴其他视角的知识和更好地与情景结合,仍然是有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从决策途径来反思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从纵向时空和横向比较出发理解理论发展之路,对于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策过程理论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复杂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府风险治理——以兰州水污染事件为例

传统官僚制组织不能满足风险社会条件下的治理需求,遭遇风险治理的适应性困境。基于复杂适应性的基本逻辑及风险治理过程的视角,对政府风险治理过程中典型的适应性困境进行理论概化,可以建立包括"感知差距、知识差距、结构差距、功能差距"在内的政府风险治理情境差距模型。以该模型为框架对兰州水污染事件中的政府风险治理的情境差距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为适应风险情境的非线性、动态性、整体性、涌现性等特性,需要建立以"强化风险感知、再造风险知识、结构扁平与开放、功能整合与涌现"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风险治理柔性适应模式。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作为最前沿的公共治理理论之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勾勒出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社会政策的行动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清晰,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行动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来看,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转变而来。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社会建设与公共服务,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需要从政策视角予以审视,通过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福祉、优化利益分配,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风险认知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整体性分析框架

邻避冲突是社会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现有邻避冲突研究大致形成了"影响因素-互动关系-行为动机-技术工具-内在机制"的研究谱系,但邻避问题离不开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认知,现有研究却缺乏将外部客观影响因素与公众主观认知结合起来的分析。本研究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通过对案例素材和访谈资料的详细分析,提出了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引致邻避冲突的三个研究命题,并由此构建了整合性的邻避风险认知分析框架。将邻避冲突置于"主体-客体-场域"三要素闭环内,围绕影响因素这一内核,从风险认知视角探究风险认知评估与风险感知情绪双路径诱发邻避冲突的过程机制,为邻避冲突提供机理性解读。该分析框架在补足现有研究短板的同时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几点启示:重视事前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关注地方民众的情绪调控,及时回应地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论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缘起及应对

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出现的新动向呼唤研究视角的创新。外部冲突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本研究的创新意义在于前者用全新的视野考究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缘起（动因）,从关于冲突合理性的判断中可以得出农民工与社会的冲突不是根本利害的冲突．治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不是以取缔为上策;后者将单一层面治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扩充到国家、社会、农民工层面．从而探寻了一条应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新途径。     

制度如何治理:国家治理的机制问题思考

如果说国家治理就是通过制度进行治理,那么发现和探索制度治理的具体机制就成为理解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问题。通过将制度主义理论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结合,可以在理论层面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可以发现,具有宏观色彩的制度或政策,如何通过其内在所包含的多维要素,作用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决策过程;个人又如何根据其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对制度或政策做出不同的策略性反应,最终形成在宏观层面可以观察得到的治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三组基本类型的治理机制充分说明了制度治理的具体过程和方式。     

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雾、霾导致的严重大气污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现行属地管理的行政体制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以京津冀为例分析其缺陷,探索大气污染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从网络治理理论视角提出分析框架,为该治理模式在机制建立和制度设计方面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与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协调与合作机制、健全监管机制来协调央地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企关系。     

多层级制度框架下的空气污染治理:印度的实践与启示

空气污染是当今世界性治理难题,它涉及多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虽然既有的合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为治理空气污染问题提出了有益设想,但仍有不足。多层级治理理论主张在维护现有制度框架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协调、统筹各个层级行为主体的活动来实现有序、高效的合作,这也就重新强调了为它们所忽视的政府治理和制度框架秩序,进而实现了超越。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状况,其多层级的制度框架又使得它陷入了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印度必须加强政府与社会治理,同时推动合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的升级,以此来完善多层级空气污染治理制度框架。     

协同治理视域下农村幸福院养老服务供给的运行逻辑——以贵阳市农村幸福院为例

文章在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运用多案例分析比较和过程—事件分析法,从制度—行动两个维度剖析贵阳市农村幸福院养老服务供给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政策与行动主体的互动构成两条治理逻辑:制度治理逻辑——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行动逻辑——自下而上的政策变形。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贵阳市农村幸福院养老服务供给运行逻辑。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政策类型理论的批判及其中国经验研究

洛伊提出的政策类型理论以＂政策特征决定政治过程＂的假设为基础,从公共权力运用的两个维度构建出四分的政策分类框架。这一政策类型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激发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以及针对质疑和批判进行的辩护和发展。一些开拓性研究表明,该理论对于透视和分析中国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过程同样具有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循着＂政策类型视角下政策过程＂的思路,可以发展出关于中国公共政策规划与决策、执行与评估等不同阶段的经验性假设,以逐渐积累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知识和认知,并发展出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终结理论演进中的重心变迁

政策终结理论兴起至今经历了基础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研究采用了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政策终结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展开研究,总结政策终结的一般规律。后一阶段,学界的关注点向实证研究转变,通过引入案例从建立分析框架,考察影响变量等方面研究政策终结的具体运作过程。转变过程中,相关研究也逐渐由理论性、普遍性、单一视角向实践性、个体性以及多元视角转变。     

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路与比较

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深刻地形塑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随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权力过程的转型,基于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假说,主要有以行政发包制、"中央治官,地方治民"与帝国的治理逻辑为代表的"统治风险与有效治理"视角;以财政联邦主义、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与项目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与地方增长"视角;以锦标赛体制、行为联邦制、压力型体制为代表的"纵向博弈与横向竞争"视角。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纵向权力过程进行了解读。在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性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将"中央-地方"视角与"国家-民众"视角加以系统性整合,可以进一步构建"三元互动结构"的理论模型。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建构,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当前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进路,即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及具体治理机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有关研究通常具有静态性的特点,对央地间关系的考察也较为松散,在理论视角上缺乏本土特点而过于西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研究有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两大类,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要比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更为丰富,在研究深度方面则均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压力型体制、项目制及运动式治理等具体治理机制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对正式制度的补足性是其共同特点。发展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是未来可行的研究议题之一。     

“三明医改”评估:卫生治理框架的分析

卫生领域的公共资金作为稀缺资源,大规模投入必然会导致对新增资金及其控制权的争夺,触发医改过程中的政治。卫生治理并不是政府包办,其精髓在于让政府充当协调者,将社会、市场和个人整合起来,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形成合力,以真正实现"病有所医",实现满足美好生活健康需求的愿景。权力、责任和利益在政府、"医疗""医药""医保"和公众等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和相互间的钩嵌关系将最终决定卫生政策的效果。从治理视角下来分析政策效果,有助于后续有针对性校正、修改卫生政策和措施。本文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三明医改作实证分析。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地方政府政策学习成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社会冲突两种类型比较

学习关系到人类行为的进步,政策学习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政策学习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从政策学习动力机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学习可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内生驱动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外部压力的社会冲突。在学习意愿和结果二维分析框架中,政策工具型政策学习以治理工具为主,内容更丰富,结果较好;社会冲突型政策学习以邻避抗争为主,内容较为单一,结果较差。从根源来看,二者分别来自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凝聚力"和"闭合性";从机理来看,分别依托内部市场化和委托-代理机制;从特征来看,分别体现渐进应对和突发应对;从结果来看,分别导致常规政策变迁和非常规政策变迁。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要树立政策工具治理思维,客观认识政策变迁周期,理性对待政策学习机制,始终坚持政府掌舵下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政策体制从"凝闭"向"迎臂"转变,不断满足民众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激活地方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超越政策过程中的倡议联盟框架

自从倡议联盟框架(ACF)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框架被提出以来,大量关于倡议联盟框架的文献试图通过描述政策网络途径如何与政策过程理论相结合,以及通过检验群体动力学怎样影响政策后果来发展政策过程理论。然而,这些先前倡议联盟框架研究文献的局限性迫切要求本项研究开发一些超越当前倡议联盟框架的概念步骤以产生更好的政策过程理论。因此,本文集中于三个问题:(1)分析单位;(2)开发政策过程理论中的集体行动;(3)宏观层次的因素在将政策过程理论应用到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