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逆境政策制定

治理理论认为，逆境状态下的政策制定，首先要认识到政策问题与以往相比的变化。然后组织各社会主体参与政策制定，合并组成大政府部门，政策制定时要进行相应的风险预测和管理。     

“结构洞”视角下黑恶势力冲突行为的治理

面对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严峻形势,如何提升对黑恶势力犯罪行为的治理能力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以“结构洞”理论为视角,对黑恶势力冲突行为的起因、发起过程、机制及条件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黑恶势力在冲突中的发起行为存在着向上行关系借“威”(自主性)和向下行关系借“势”(规模化)的明显特征,主要通过占据“结构洞”的有利位置以实现成功发起,整个发起过程受到面子、人情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提出了拳打发起者、剑指响应者、整市场之乱和织法律之网等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邻避冲突与治理机制

邻避冲突表面上看是公民对邻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一种理性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和社会政治过程,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非正义性的反映。环境正义理论包括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由于环境权保护不力、环境信息不公开、公民参与缺失,导致环境风险分配不均衡从而引起邻避冲突。因此,需要通过环境正义定量评价实现承认正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实现程序正义、通过利益补偿和社区回馈实现分配正义,防范和化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邻避冲突。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高校扩招政策分析

高校扩招政策的存在有一定现实合理性,对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近几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从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视角对该政策进行全面的认识。     

文本分析视角下废弃共享单车治理政策探究

随着共享单车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投入过量、后期维护乏力、违规使用车辆等多种因素,导致废弃共享单车的清理回收成为突出问题。以文本分析方法对相关现行政策文件进行梳理,发现存在政策文本效力位阶较低、涉及主体不全、规制措施乏力、理论逻辑争议等难点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提高相关制度效力位阶、明确经营主体清理责任、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强化行政主体监管效能、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以提升废弃共享单车治理政策的科学化。     

购买服务视角下农民工政策发展及其治理效能

中国政府为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提供了一系列公共服务,但这些服务却长期存在供给不足、效率低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此,各地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中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民工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且促成了农民工政策的积极转型及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中国政府与学界应当以购买服务为视角,加强对农民工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扩大农民工服务购买目录并提高供给质效,加强和完善对购买服务模式的评估监督,从而切实构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满足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以新疆克拉玛依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政府治理创新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地方政府采纳其他地方的创新政策来治理当地的社会问题颇为盛行。公共政策创新扩散是一种政策活动被新的公共政策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但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学习借鉴和跟风模仿往往难以区分。以政策过程理论为基础,重点分析网格化管理在克拉玛依市的议程设置、政策方案制定、政策出台、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中的全貌。网格化管理在克拉玛依市的扩散是一种政策学习而非跟风模仿,也是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一种体现。     

政策网络研究——治理的视角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种模式:垂直科层治理模式,多元的市场模式和水平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政策网络具有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它透过全球化、分权化等治理路径,整合政策资源分散且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机构、团体、公私组织形成一个博弈的政策网络。这种多元核心互动的水平网络治理结构正在成为治理的新典范。     

微观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官僚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外援政策

美国的外援政策,以美国对外战略目标作为其政策目标,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然而,外援并非简单抽象的跨国资源转移,而是由无数微观层次的项目和工程构成,并由众多官僚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这些官僚机构分属美国政府各部门,并且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外援具体事务中享有高度的自主裁量权。本文运用政治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外援政策中的委托人问题对政策输出的影响。外援政策的特征,决定了官僚机构在美国外援决策和执行中享有高度自主裁量权。由微观层次上分散而自主的官僚决策所产生的外援政策输出,与既定的外援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必然存在偏差。外援分配的实际情况也表明,美国外援政策并没有根据对外战略目标变化而及时调整。相反,美国外援分配呈现出很强的惯性,而且外援分配实际原则和外援政策宏观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偏差。因而,对外援政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所谓外援战略的宏观评述,而需要分析微观决策和实施层次的机制和过程。     

政策企业家如何影响政策创新:政策过程的视角

政策创新是指一个政策首次被采纳和此后的不断完善过程,需要兼顾政策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的综合考察。政策企业家是影响政策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力量,其影响政策创新的机制是通过与政策系统中的各政策行为者进行互动,推动政策议程、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实施、政策评估与反馈各个阶段目标的实现。中国政策企业家具有政策首次创新的推动者和政策持续创新的主导者的复合身份。     

“模糊-冲突”模型视角下禁渔令政策执行有效性分析——以湖北省襄阳市禁渔令政策为例

近年来大规模捕捞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推行禁渔令政策。但是禁渔令政策执行效果与初衷存在偏差,无法短期内达成渔民退捕目标,并且退捕后的安置、偷捕等问题陆续出现,难以实现禁渔令执行的有效性。以模糊-冲突模型为理论视角,以湖北省襄阳市禁渔令政策执行为例,发现禁渔令政策目标和手段具有高模糊性,执行部门间和政策适用对象之间的冲突性较高,禁渔令政策陷入象征性执行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禁渔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实现府际间协调和关注政策适用对象的建议,以提升政策执行有效性。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冲突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民主管理

企业民主管理,是一种让企业不同利益群体通过制度化、群体性的参与,来实现利益协调的管理方式。它可使企业内部劳资间的结构性冲突,通过组织化、制度化方式而表现为理性化,从而达成内部基本共识,避免因利益冲突分散化、个体化而可能导致的无序化、情绪化或非理性化。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政策——以N市社区矫正政策为例

社区矫正政策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他们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治理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诸国家权威机关,他们掌控着关键性的资源,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主体——志愿者仅仅起着辅助性作用。国家权威机关之间的合作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国家权威机关之间主要采用等级式协调方法,治理所主张的基于理性沟通和对话、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平台和机制还没有建立。     

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治理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改革

治理理论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治理理论对当代公共行政改革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更少的统治 ,更多的治理”已成为一种潮流 ,而善治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和方向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研究——基于3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深度合成已成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和技术趋势。采用NVivo12软件对我国30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在深度合成治理政策体系中,引导型、赋能型、治理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相互协作、补充,共同构建一个综合高效的框架。然而,当前我国深度合成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安全标准不够健全、技术支撑力度不足、制度供给有限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未来应采取以下关键举措：首先,制定更加完备的安全标准,填补赋能型政策工具的标准体系。包括统一深度合成技术安全属性的度量标准,强化深度合成关键环节的标准制定,并积极推动安全标准的试点实践和前瞻性研究。其次,积极推进技术建设,增强治理型政策工具的技术支持。通过深度整合多种技术,建立可信的标识体系,优化技术研发环境来实现。最后,扩充制度供给,丰富强制型政策工具的监管方式。试行监管沙盒机制和探索建立算法可信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步骤。通过综合实施以上举措,有效解决深度合成治理中的核心问题,确保该技术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性,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用户的权益。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