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行为司法实践认定的探讨

扒窃案件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涌现.而对扒窃行为入罪的不同理解,致使司法实践中扒窃案件定罪处罚出现争议.本文依据实践案例,从扒窃的含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扒窃对象方面探讨扒窃案件在实践中的处理和认定.     

试论扒窃案的证据特点与对策

扒窃是盗窃犯罪中一种特殊的犯罪方式。扒窃犯亦称扒手,是采用拿包、掏包或割包的方式秘密地窃取他人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扒窃案属“智能型”、“技术型”的多发案件,当扒窃行为被当场发现时,又往往发展为“暴力型”案件,发案总数约占刑事发案总数的30％至40％。扒窃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威胁。     

“扒窃”入刑:寻求刑法谦抑与保障公众安全感的平衡

"扒窃"一词,主要在侦查学和犯罪学语境中使用,是公安一线民警工作中常用的术语。严格意义上讲,"扒窃"并非规范的法律用语,只是盗窃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刑,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既有对刑法规范文本本身的争议,更有司法实践中处理上的认识不一。虽然扒窃应否入刑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已经过充分调研和广泛论证,其必要性无需再次论述。但执法的随意性和选择性症结之一在于执法主体思想认识的误区,对于扒窃行为有无必要作犯罪处理仍存有疑惑,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予以廓清。     

无行为能力人持有的财物被取走该如何认定

扒窃行为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犯罪技术性强,行为多为团伙作案、流窜作案,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刑法修正案(八)将盗窃罪的罪状进行修正,第一次将"扒窃"列入其中,但是目前仍为空白罪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扒窃行为,经常出现争议。本文从一个真实案例来厘清扒窃行为与抢劫行为、普通盗窃行为在主客观行为上的区别和界限,以期达到对该行为正确定罪量刑的目的。     

扒窃型盗窃罪定罪量刑问题研究——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分析与解读

本文首先阐述了《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等三种行为直接作为盗窃罪定罪量刑依据对盗窃罪的传统理论产生的冲击并分析了在目前形势下将扒窃直接入刑的背景;介绍了《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全国各地的执行情况,提出需要对扒窃的两个核心特征即"公共场所"及"随身携带"进行严格界定,以便对扒窃行为做出限制性解释,避免扩大扒窃入刑的范围。     

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

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赵廷光定罪是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认定的活动。其基本特征是：定罪的主体是一定的司法机关：定罪的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定罪的根据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定罪的内容是确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     

略论正确定罪

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环节,司法机关的全部刑事审判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正确定罪量刑。因为只有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司法机关才能实现其保护人民惩罚犯罪,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法治国视野下行政行为对司法机关的效力

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工,行政行为与司法裁判行为是并行关系。一般情况下,非诉讼标的之行政行为对司法机关具有证据效力,即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证据资格不得审查。例外情况是,当行政行为将直接影响相对人定罪量刑时,行政行为对司法机关具有选择性证据效力。     

“扒窃”入罪的理性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把"扒窃"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列入刑法规制的视野。然而",扒窃"是否一律入罪?"扒窃"型盗窃罪与行政处罚如何衔接?它与其它犯罪如何实现罪与刑的均衡?为准确适用法律,从"扒窃"概念与对"扒窃"行为的理解把握出发,结合"扒窃"的立法演变过程,论证了"扒窃"入罪的现实必要性,并就实务中出现的"扒窃"一律入罪论进行了探讨批驳,提出应对"扒窃"入罪进行限制;提出通过刑法"但书"条款、司法解释与量刑规范化统一"扒窃"型盗窃罪的定罪量刑统一尺度的观点。     

论经济犯罪数额对定罪量刑的作用

经济犯罪案件中的数额能直接反映经济犯罪行为的规模及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其中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大小又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因此经济犯罪中一定量的数额,就成为司法机关据以定罪的前提和量刑的基础。综观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经济犯罪数额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浅谈“绑票”行为的属性

“绑票”是群众对旧社会以绑架人质为手段勒索财物行为的俗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绑票”行为曾基本绝迹,近几年这种行为又重新出现,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但是对如何准确地定罪科刑,理论界、司法界都存在不同的见解。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论扒窃行为不能一律入罪

2011年5月23日,天津和平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准逮捕男子穆某某。据了解,这是"扒窃入刑"后天津首位因此被批捕的犯罪嫌疑人。该嫌疑人趁事主崔某某不备盗窃其携带的背包内一部手机,被民警及在场群众抓获。经估价,被盗手机价值人民币40元。和平区检察院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无论扒窃多少,均以刑事案件处理,故对穆某某批准逮捕。仅仅偷了一部价值40元的手机,便被批准逮捕,扒窃入罪会不会有些小题大做了呢?司法实践中,种种像穆某某的例子层出不穷。扒窃入罪具有其合理性,但其门槛过低,打击面过大。司法实践中,对待扒窃行为,一是要严格把握扒窃行为,二是扒窃行为不能一律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视域下“新型”盗窃罪的司法实践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对《刑法》原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做了修改,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方式,用以严厉、全面地打击和惩治盗窃。这三种特殊盗窃行为,不仅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对他人人身、生命安全也造成一定的危害,同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再加上这三种犯罪行为取证难、不易查处,立法者才意图通过立法严惩盗窃,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然而这三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不以盗窃金额为定罪标准,这样盗窃罪的定罪标准不再是单一的数额标准,也有行为犯的标准,多重定罪标准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一些难题,如何认定盗窃罪,如何把握批捕标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惩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作为我国最基层的干部群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密切,其利用职务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其违法犯罪的正确处理意义重大。本文从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的两个问题做出理论上的探讨与思考,以期对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协调统一地处理类似案件有所裨益。     

关于流氓罪的几个问题

流氓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一种犯罪。这种犯罪活动猖獗的地方,弄得人心惶惶,提心吊胆,严重地破坏公共秩序,妨害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威胁着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必须坚决地同一切流氓犯罪作斗争。但是,在处理流氓案件中,确有一些界限不易划清,加之对流氓罪的理解又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定罪量刑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     

刑事错案的认定与责任追究

刑事错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定罪和执行刑罚的案件。本文拟就此概念与责任追究加以探讨。     

工矿企事业单位过失引起的火灾应如何定罪

目前,全国各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火灾事故时有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但从各地司法机关处理这类犯罪案件的情况看,往往把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由于过失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以失火罪论处。这样做,势必发生定罪不准、量刑畸     

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发展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管理国家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民主权以及人身权等权利。公民不受种族、民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等限制,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在我国,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犯罪,比起西方某些国家要少得多。但是应该看到,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发展,乃是我国的长期任务。依法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乃是公安、司法机关的长期任务。     

扒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

近年来,扒窃犯罪日益猖獗,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和群众出行安全的一大公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有力打击扒窃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入罪,明确规定只要实施以上行为即构成盗窃罪,且没有犯罪数额、次数的要求。在实务中对于扒窃的界定、入罪标准以及如何处罚争议不断。为此,本刊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遴选典型案件,共同邀请有关专家,就司法实践中办理扒窃案件争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诉讼欺诈的罪与非罪研究

民事诉讼中大量存在的伪造证据、隐瞒事实真相，以获取不法利益的现象，司法机关到底能否定罪，以何罪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法学界、司法界的观点和做法并不统一。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具体的定罪量刑时，笔者也拟通过行为的主观过错和犯罪的因果关系辨析，给立法机关提供一种改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