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以“诸神之争”为背景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道"和"术"两大内容,"道的现代化"和"术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根本目标。其中"道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基础所系。"诸神之争"是中国"道的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情境。无论是"决断"还是"商谈"都无法化解诸神之争,以合作作为价值共识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最大程度地的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社会合作的水平。法律既不应该以权利为本位,也不应该以义务为本位,而是应该以合作为本位。行政法既不是控权法,也不是平衡法,它应该是构建、保障和修复良性官民合作关系的法。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70年关系的发展历程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制度依托。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和制度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理解认知,并体现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定位及相互关系之中。大体而言,由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主线,巩固政权的需要推动党的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工具;由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经济建设是中心,制度供给的需求促成国家法律成为重要治理方式;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范转化和逻辑交融成为国家治理的时代主题。从"政策本身就是法"到"党的政策指导国家法律制定运行",反映出人们对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解读;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方略。与此同时,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关系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与实践逻辑相吻合的理论演进过程。     

公证应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定形式

《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这里所说的特定形式,应包括公证。这种形式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由国家规定。凡国家作了规定的,当事人就应当依照国家规定,采用公证形式。公证作为特定形式要件,给民事法律行为带来如下变化: 第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同。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不经公证就生效。而以公证为特定形式的法律行为,经公证才能生效。第二,受监督的性质和范围。公证作为特定形     

论江泽民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对我国军事立法权限划分的几点认识

<正> 军事立法是指国家机关依照其职权范围通过一定程序制定(包括修改和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它既包括拥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军事法律的活动,也包括被授权的其他国家机关制定从属于军事法律的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那么,在我国有哪些国家机关有权制定军事法律规范呢?这些机关在制定军事法律规范时,各自的职权范围是如何确定的?这就产生了军事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宪法是依法治国之本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多次提到要“依法治国”，并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对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发展时机。依法治国作为一种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法制思想，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在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思想、论述和实践。在我国，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所实行的是在…     

论空间视角下的流域治理法律机制

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关注法律作用于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动态化过程。作为法律机制的作用对象,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形成的特殊空间。这一空间特质对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具有塑造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律机制的维度、边界、组织结构和具体手段等四个方面。但是,囿于传统一元空间观下对流域的"水系空间"定位,法律机制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问题。当前,中外流域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应当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的"国土空间"。有鉴于此,流域治理法律机制亦需相应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流域治理的法治化。     

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它是政府治理而非公共治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注重行政行为而非制度理念,从而使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专断性与公平性、功利性与原则性、随意性与程序性的张力,进一步导致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工具主义以及党与法治关系模糊的困境。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从重塑法律权威的四个任务入手,在限制公共权力与确保权力效力、保障自由权利与确保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要在区分党的领导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上确立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中央领导集体社会治理的法律梳理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领导人的思维习惯也会随之渐渐演变。党的领导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影响和推动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领导人的社会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考察其历史轨迹,党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运动式、法治式和沟通式的推进形态,从直接依照政策到依靠法律的过渡,由人治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党的领导人是由传统威权型领导人向现代法理型领导人转变,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则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反映了一个革命性政党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     

个人信息治理的科技之维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背景下,重新构想科技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谓总体回应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危机的重要一环.作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权益汇聚之地,个人信息研究必须超越传统的"规制—权利"思维,迈向国家法律、信息科技、市场竞争和社群规范的个人信息治理体系.在诸多系统中,信息科技居于优位.一方面,它以"合规科技"的面貌,凭借"经设计的治理理念",将国家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转化为个人信息生命全周期的科技保护;另一方面,它以"赋能科技"的面貌,通过降低法律执行成本、当事人交易成本,甚至改变法律的"假定条件",赋能各利益相关方.为此,法律应合理解释个人信息"匿名化"构成要素,认可"去标识化信息"的法律意义,从而使信息科技与法律彼此协调,共建激励相容的个人信息治理体系.     

专利间接侵权与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专利间接侵权包括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为他人实施或者准备实施侵权行为提供条件。如果间接行为与直接行为并发,可直接依照《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定。如果间接行为单独存在,尚处于侵权的准备状态,完全可以按照专利侵权判定规则,依照《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确定的“全面覆盖原则”来判定。因此,现有法律框架足以解决专利间接侵权问题,我国目前不宜将准备行为定性为专利侵权。     

简析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种现象及预防对策

国有资产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是国家依照法律取得和认定的资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的投资和收益，以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和国有银行发放的发展资金贷款等形式发放的资产。国有资产也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     

论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

广泛而深刻的公民参与能够反映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和价值.然而,公民参与政府治理仅有政治上的认同还不够,作为法治国家还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包括,主体的法律保障、客体的法律保障和形式途径的法律保障,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参与主体和形式的法律保障.因为没有对利益相关方和弱势群体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政府治理的公民参与只能是符号和口号.     

西部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正近年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对社会治理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逐渐凝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既是律师建设"法治中国"的职责所在,也是律师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职能所在。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使得西部地区社会治理问题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显得尤为突     

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解读《物权法》第37条：物权法物权保护模式的认定——物权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

物权的保护,是指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恢复物权的完满状态。物权的保护既包括公法的保护,也包括私法的保护。"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是物权法的立法宗旨之一。因此,物权法在私法保护物权的过程中责无旁贷。     

国家权力机关应是侵权行为的主体

<正>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上所规定的侵权行为的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根据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侵权行为的主体包括民事侵权行为的主体——自然人、法人和行政侵权行为的主体——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认为国家权力机关也应当包括在侵权行为的主体范围之内,其根据如下: 第一,我国八二年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