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严禁刑讯逼供的程序保障

刑讯逼供事实上在我国目前的状态可谓＂久禁未绝＂。这其中,固然存在着刑事司法传统的强大刑讯惯性以及破案压力、侦查技术水平低下等实际困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侦讯程序正当性的缺失,即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失衡、缺位。本文认为克服这一现象关键之处在于完善侦讯程序。     

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司法文明已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然而,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有个体、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与国情,提出了目前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一些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以刑讯逼供为主视角

刑讯逼供是当前中国刑事侦查当中的一大顽疾,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破除这一顽疾的一把利剑。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之下,只有将其运用到侦查阶段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作用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浅析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刑法明确将刑讯逼供规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虽然经过近几年的整治,也随着办案民警法制意识的增强和办案水平的提高,刑讯逼供这一职务犯罪现象以得到有效控制,但我们仍偶尔听到不“和谐”之声传来。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辩解的审查对策

新刑诉法对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提供明确依据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嫌疑人（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辩解增加,为审查起诉工作带来一定的难道.大量刑讯逼供导致错案、冤案的逐渐披露,也引起了民众对刑讯逼供案件的极大关注.本文拟从审查起诉公诉人员对刑讯逼供辩解的审查和应对着手展开论述,以期对检察实务有所裨益.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司法解释上升到法典的高度,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保障人权和维护法治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不完善以及司法体制、司法环境等对该制度实施的影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在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程序的可操作性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救济途径缺乏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鉴于此,本文在简要介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规则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论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近代西方人权、民主的现状,是人类法制文明的一大进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无罪推定原则虽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上有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是我国并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的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有必要在我国确立完整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庭治理刑讯逼供之反思与重构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侦查机关固然难辞其咎,但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也是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法庭对被告人提出的有关刑讯逼供的抗辩几乎一概置之不理,不仅使本已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虚置,而且使被告人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法庭在治理刑讯逼供问题上的“无能”表现,不仅有立法不周的原因,而且还有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和思想根源———基于对这些制度化背景的认知与反思,构建程序性制裁制度,无疑是使法庭能够真正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为现实的出路。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之规范解读

重复性供述不包括重复性辩解,与刑讯逼取的首次供述在内容上相同或包容,在表现形式上包括讯问笔录、自书供词以及录音录像等材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 条规定了在原则上对重复性供述进行排除,但在更换讯问人员,转换讯问情境,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不排除的“原则加例外”排除模式。实践中,要对例外情形严格把关,明确转换人员的身份,全面、准确地告知诉讼权利和法律后果。此外,鉴于重复性供述在实践中的复杂样态,对于重复性供述的诱因是否仅限于刑讯逼供一种形式,对刑讯之后多次讯问获取的不同供述,以及重复性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是否也须设定排除规则仍需进一步研究。     

浅议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以章国锡案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的第一案”——章国锡案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时隔十五年的2011年的刑诉法修改草案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有利于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遏制。     

浅谈预防冤假错案机制的完善——由赵作海案引发的思考

司法领域内冤案错案的出现,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并非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或案件复杂性的固有限制而出现则实在令人扼腕。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产生,是偶然,还是我国刑事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命案必破的制度是否合理,刑讯逼供的证据效力如何,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和建议。     

完善"严禁刑讯逼供"法律制度——兼谈"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

我国"严禁刑讯逼供"与"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最低限度保证是一致的.由于我国"严禁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完善,刑讯逼供、强迫自证有罪屡禁不止,造成一批冤假错案.完善"严禁刑讯逼供"法律制度,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反对刑讯逼供"、"不被强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并优待证人,强化刑事律师的作用,加强对讯问的监控,规定法院、检察院对刑讯逼供证据的特别审查程序,规定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的举证责任,强化侦查措施,实行羁押与侦查分管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能否被采用为定案根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实践中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本文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及实践中的困境入手。提出了构建我国合理的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设想，以期有利于该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能否被采用为定案根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实践中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本文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及实践中的困境入手,提出了构建我国合理的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设想,以期有利于该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前景——以“刑讯逼供”为切入点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我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内容上,其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者对各地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的调研结果表明,其在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应然层面,还应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其相关配套制度,并努力在更广范围内实行司法改革。     

刑讯逼供的对策分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法律是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本文根据其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危害,从程序保障的层面来阐述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     

律师法修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我国目前在刑事司法中还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缺乏相关的程序保障。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分阶段循序渐进。修订后的律师法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完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当前应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配套制定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