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探讨

在乡村社会,农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乡村治理必须以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而乡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又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息息相关。农民利益的实现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发展的目标是趋向乡村"善治",于是"善治"理念便对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出了具体要求。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样态、缘起与突破北大核心CSSCI

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拥有的自觉自主意识、权责主体地位、自主选择权利和主动创造能力的有机统一体。它是回答“乡村为谁而兴”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乡村善治的重要前提。论文基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历史方位讨论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困境,认识和理解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现实样态、缘起及其突破路径。     

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

乡村治理的完善程度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深刻意义,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①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以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作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江苏农村地域辽阔,村庄类型多样。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的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一些新课题。当前,我们须立足新发展阶段,把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以有效的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资本下乡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模式

在农村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农村兴起了新一轮资本下乡热潮,工商资本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基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原则,资本下乡不仅要实现自身的获利目标,也应当产生带动农民发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社会效益。当前存在两种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现象,分别是政府主导和政府缺位,均不利于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民保持主体性,影响着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正确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提高治理资本下乡的能力是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的关键,可通过建立严格准入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激活村社组织机制,将工商资本嵌入到农民主导的产业体系中,从而兼顾乡村振兴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体现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逻辑。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乡村善治”:当前乡村社会管理的目标选择和路径依赖

乡村社会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在"治理——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乡村社会管理的实际,框定"乡村善治"概念,并廓清了"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涵,同时阐述了实施"乡村善治"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推进"乡村善治"提出了基本框架设想。     

舒缓压力 服务农村——关于乡镇政权工作的思考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序列的最末梢,上接国家而下联农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受到国家和乡村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农村改革过程中,乡镇政权工作压力弥重:——权利弱化,功能不齐。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具有完备的政府功能,特别是由于自身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导致缺乏相应的施政能力,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地表现为“职权小,能力弱”。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各部门的政策制订者发起自上至下的收权运动,使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农村,致使乡镇的权力越…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一个国家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过程,始终由政府主导;同时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一个国家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过程,始终由政府主导;同时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     

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农村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善治重要力量

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农民参与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由均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资本日益缺失,农村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注重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强化他治与自治的互动,优化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根本途径。     

村级治理的变迁、困境与出路

当前,农村村级治理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填报表格。其中的原因是,随着国家资源的下乡,为了保证下乡国家资源使用过程的安全高效,国家权力以检查、监督、规范、程序的方式随之下乡。国家权力下乡、村级治理规范化和行政化,导致了村级治理难以应对细小琐碎的农村公共事务,难以满足农民自下而上的多样化需求。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只能是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当前时期乡村治理的中心任务。     

“干部下乡”与美丽乡村建设——郁南县“千干建千村”实践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郁南县通过推行"干部下乡",在政府主导、干部引导下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实效。郁南县的"干部下乡"探索既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也丰富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论权力制衡下农村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长效机制——广东省清新区村组两级议事会乡村治理新模式探析

乡村自治权力非均衡现状呼吁乡村议事会合法介入,形成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模式,村组两级议事会的本质是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科学探索.按照“顶层设计”方法科学定位三元主体权力边界,形成权力制衡循环善治机制,做好法律、激励内部保障与外部行政环境机制结合,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长效机制.模式必须制度化,要逐渐在实践过程中探索符合乡村生活的运行方式,要连接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