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之幕下的理性选择与社会正义

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代表了无知之幕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同派别。从约束条件看,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所设计的无知之幕呈现由厚到薄的渐次变化;从三者构建的代表性主体的特征看,选择者特征具有准同质性。逻辑地,选择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源于无知之幕设计上的不同。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的共同的研究纲领属于正义研究中的＂契约＂传统,与之相对的则是＂比较＂传统,当面对阿玛蒂亚.森所引发的对于契约传统的新的挑战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更好的强健性。同时,相较于罗尔斯、哈萨尼和现实聚焦比较的传统,布坎南的立宪理论的局限性更少,提供了一个理解公平与效率冲突的新的视角。     

被证明的不平等：社会正义的原则

被证明的不平等理论在主要观点上是与罗尔斯理论相联系的。当然，从方法论角度看，它与后者有区别，在内容上则向需求正义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与现代社会相应的正义原则是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一种目标导向的理性决策结果来论述的，在无知之幕背后处于原初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就这些原则达成一致。由于在无知之幕背后，处于原初状态下的公民既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因此，     

现代与后现代间的正义 --罗尔斯法哲学理论之进演

于功利主义主导法律和政治理论之际,罗尔斯的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构建的正义理论使之发生了转变,在复兴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同时亦光大了道德哲学.然而,随着后现代哲学反基础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正义理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种情况下,罗尔斯在后期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修正,完成了从普适正义到"重叠共识"的重大转变.     

探讨康德道德哲学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成受到了康德道德哲学深刻的影响,这不仅可以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论方法、基本结构和理论价值等宏观方面体现出来,同时在微观上也有所表现,如在定言命令、自律等概念上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联。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很多重要的地方倚赖于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创造性继承,同时又解释并澄清了康德道德哲学理论中的部分疑难问题。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比较

本文从平等与权利、平等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罗尔斯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与诺齐克权利至上的持有正义理论,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非正义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论《唐律疏议》的“出入得古今之平”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传统法典的集大成者,被纪昀、薛允升等人评价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这是极为允当的。一方面,体现在刑罚制度和适用方面,它坚持了宽严适中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唐律疏议》的规范体系反映、践行和落实了中国传统社会动态合理正义观和王道平秩序观的内在要求,在律目条文中处处彰显着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三原则。总体上看,《唐律疏议》体现了中国传统法的内在原理,即德生道成的道德文化原理和德主刑辅的法治精神。     

教育公平与代际流动：罗尔斯“社会公正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接受教育作为一种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的制度化渠道的功能正在逐步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导致的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固化现状背后隐藏的地位获取机制问题。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的代际流动状态,先赋性因素对代际流动产生显著影响。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的借鉴意义在于：第一,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证个体机会均等;第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社会职位的开放性,以减少先赋性因素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过大差距。     

我国刑罚目的的价值定位——兼对刑罚目的层次论之质疑

人为将刑罚目的分为两层次或三层次,这种刑罚目的层次理论不仅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逻辑混乱,而且在刑罚目的理论研究的路径选择方面存在着误区。刑罚目的价值定位应围绕正义和功利展开,正义是刑罚的首要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功利为刑罚的目的价值作出适当调整。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研究——兼论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的比较

如何使财富在全社会实现正义的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当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马克思从经济和伦理的范畴探讨了分配和正义的内涵,并且指出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比较马克思这一思想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在前提条件、对象和最终目的上的不同,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的最终归宿,以及预测“自由人联合体”分配正义的趋势和走向,有助于寻求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浅析罗尔斯的“四个阶段序列”理论

罗尔斯的"四个阶段序列"理论是在罗尔斯已经论证的"无知之幕"和"两个正义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它不仅包含了以上两种理论的涵义,并且着重论述了这一理论与自由的含义的关系以及互相内在的联系和影响.罗尔斯的这一理论也包含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博弈上,在正义程序真正的变为人们潜在的意识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罗尔斯的这一理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同时它对当前我国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从而创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参政党建设理论的框架论析

推进参政党建设的理论框架研究,需要着重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践性和指导性原则;二是系统性和逻辑性原则。参政党建设理论的框架设计不能囿于政策的界定,也不能停留于实践层面,而要对实践和政策的发展作出理性的回应和逻辑的归纳,进而建构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从静态来看,参政党建设可以剖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物质层面就是组织建设,这是参政党建设的基础;精神层面就是思想建设,这是参政党建设的核心;体制机制层面就是制度建设,这是参政党建设的保障。从动态来看,参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不断提高参政能力和切实发挥参政党功能。概言之,参政党建设的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以参政能力建设为主线、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的"一条主线、三位一体"。     

面向新世纪党建理论的创新之作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部面向新世纪的党建理论的创新之作。此书立论高远,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分析深刻,内容充实,史料精确,是一部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得很好的既有理论启迪作用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政治理论著作。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研究——兼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比较

如何使财富在全社会实现正义的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当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马克思从经济和伦理的范畴探讨了分配和正义的内涵,并且指出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比较马克思这一思想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在前提条件、对象和最终目的上的不同,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的最终归宿,以及预测"自由人联合体"分配正义的趋势和走向,有助于寻求马克思倡导的分配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罗尔斯、哈耶克、德沃金的理论比较——以分配的正义理论为视角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分配结构,而何种分配方式更为正义?进而说,现代福利国家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对此问题,西方三位伟大的思想家罗尔斯、哈耶克与德沃金各有相关表述.罗尔斯的理论最终归结为两大原则,即机会平等和差异平等原则.德沃金对此理论作了继承和发展,提出了其有名的"对人的关心和尊重"的权利理论.而哈耶克的理论看似与罗尔斯分配理论同源,实则相悖.因为,罗尔斯的分析虽然在表面上与哈耶克的自然模式相仿,但实际上,它更符合建构模式的精神.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我国法律程序正义建设

正义是人类的目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法律程序正义更是法治国家的理想和追求。重温罗尔斯程序正义理论，结合国内外的过去和现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以人为本，从程序制度建设入手，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设计完善的程序正义制度；在司法上真正保障法官的中立性、程序参加者的参与性、平等性以及审判的及时性，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     

论产品责任法的理论基础

产品责任的不负责时期与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规范有密切联系。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出现也与商品经济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相关。而严格责任尤其体现了对相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普通消费者的保护。总的来看,无论采取哪一种责任原则,都与当时社会的正义观有着直接联系,即正义理论始终是产品责任的理论基础。     

论产品责任法的理论基础

产品责任的不负责时期与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规范有密切联系。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出现也与商品经济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相关。而严格责任尤其体现了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普通消费者的保护,总的来看,无论采取哪一种责任原则,都与当时社会的正义观有着直接联系,即正义理论始终是产品责任的理论基础。     

论诚信之德与法治之道的和谐共进

诚信之德和法治之道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调节范式。通过对诚信之德意蕴的思考与法治之道的追寻,探寻二者的辩证关系：诚信延伸以辅法治,立法先要立信;市民社会的人际诚信,守法先要守信;用法为民提升公信力,执法者必要执信。而法制为诚信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法治诚信为诚信实践提供理念保障,法治之道为诚信践行提供人本保障。二者和谐前行需要各自独立的空间,又需要相互借鉴促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和激励机制。疏理以明志,诚信与法治的德与道的结合化梦想促和谐。     

民生、民主与社会正义——基于罗尔斯正义理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一种分析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为实现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反思效益主义模式,正确处理务实与务虚的关系。改善民生和扩大民主一直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两翼,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民生不能替代民主,中国不仅要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也要建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来积极响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能为我们实现社会正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强基计划的正义成就、困境与发展路向探讨——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理论的分析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正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强基计划出台,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之告一段落。近年来,强基计划进展顺利,试点学校不断增加,审视其正义问题有其必要。立足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理论,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强基计划在目标设计中彰显了“应得”的正义原则;严格的招录程序设计体现出程序正义之价值;全面把握招考改革经验、屏蔽复杂背景影响和多程序协同推进则强调规避“制度背离”。然而,尽管强基计划坚守程序正义,却在不同正义原则之间顾此失彼;尽力规避的“制度背离”实际上也难以避免。强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还需从平衡正义原则和防范“制度背离”两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