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视域下的国家责任探讨

明确国家责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现代治理中的国家责任是政府对本国公民所承担的义务和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以及政府如果未能履行上述职责应该承担的后果。建立现代国家责任制度,是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抑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张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发展。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主体,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框定了基本原则,也为政府治理创新明确了基本走向。以政府治理创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建设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型政府、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政府,完善制度供给与公共政策执行,既是政府治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与实践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网络分析

借助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描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思路,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施重点以及推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充分反映出国家治理注重整体、协同和系统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的重点改革领域,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城乡一体化、民主政治、法治中国、社会事业等是当前重点推进的改革举措;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两条路径,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方参与、多元共治",二是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突出社会事业改革的重要地位。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治理网络中占据重要作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本文为理解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定量证据,也为研究改革政策文本进行了方法探索。     

中国特色的国家责任制度体系探讨

国家责任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角度来探讨国家责任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根本依据、构成内容以及路径选择,对于构建现代国家责任制度体系,积极履行国家责任行为主体法定义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化路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模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变迁体现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转型的逻辑主线。政府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现行的政府治理边界、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等作出调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诚信政府是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治理是有机统一的,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当前诚信政府建设面临着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破解难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与契合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路径来实现国家治理,与该国的治理理念、治理传统、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等密切相关。创新型国家要求国家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是通过复合化治理手段实现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高度互动与契合。社会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民主政治为社会治理创新打通了参与渠道,依法治国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又和谐统一于党的领导和对共同价值的追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学习有感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主体中，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没有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或建立市场的规范化和统一化，以及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系统和和现代化。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涉及政府的机构、人员、行为、观念、组织、制度以及技术等各个层面。其中观念和制度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那么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毫无意义。     

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

2003年全国爆发的“非典”证明中国开始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对社会治理、政府的社会责任、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方式、政府及其官员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社会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尊重、协商与妥协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复合型治理。复合型治理下的行政问责是一种复合公共责任，复合型的责任关系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在此,先从正反两个事件说起。     

充分发挥参政党智库优势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它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是执政党应对当前各种问题和挑战的积极回应,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时代使命,就是要积极投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自身的智库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凝智聚力。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探讨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重要机制。没有问责,责任就无法落到实处,而问责就需要明确政府的不同责任。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探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民众对于社会保障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国家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新形势,结合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提出进一步改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以期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和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