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优势与对策——基于H市“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的考察

作为基层社会的较高层级,市域社会既是社会矛盾风险的集聚地,又具有空间性、源头性、智慧化、整体性等治理优势,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关键层级。因此,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置于市域社会治理视野下。H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周期管理”理念,初步形成了以“全领域源头治理+全主体协同共治+全流程处置稳控+全手段‘五治’融合+全要素建章立制”为核心的“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为市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环境。借鉴“全周期风险防控”经验,并改进其存在的不足,强化源头治理、多元治理、流程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完善源头防范体系、多元化解体系、过程控制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对推动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善治规律和体现地方特色的市域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显有裨益。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行动主体和利益诉求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试点探索,这一制度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成为各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和社区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这四方既是购买服务的主体,也是良好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和利益博弈者。在合作与博弈过程中四方主体既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也推动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向前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购买和服务风险。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要通过规范四方主体的不当行为来实现。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迁村并居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分析

工业化、信息化以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收益—风险"的权衡取代了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成为政府新的决策评价标准,研究社会稳定风险成为弥补传统项目评估的缺憾以及丰富政策评估体系的关键举措。城镇化快速推进加剧了风险种类的衍变以及城乡关系的变迁,而在此过程中的"迁村并居"一直被认为是风险的集合体、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元。研究并预判"迁村并居"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化解成为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加快城镇化推进质量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迁村并居"社会风险的积聚是多种潜在矛盾显性化的过程,其风险化解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与风险预估体系,并且,强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程序的规范化逻辑

"实体"与"程序"体现了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完整体系,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要求已经基本确立,但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程序研究还处于理念论证和会议精神层面,缺乏实践检验和相应制度安排。当前应积极推进这方面的制度化建设,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序的发展空间和规范的行动逻辑。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程序内容应包含社会协商、界别协商和评议协商等过程,同时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步骤、内容及救济体系。在建构中,还应充分把握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风险危机,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效调节与完善。     

城市中产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的研究

义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阶层基础和有利条件,运用组织整合、社区整合和制度整合可以克服当前中产阶层的异质多元,从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社会政策的行动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清晰,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行动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来看,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转变而来。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社会建设与公共服务,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需要从政策视角予以审视,通过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福祉、优化利益分配,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     

利益冲突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困境与行动逻辑——以黄海海域浒苔绿潮灾害治理为例

新的时代背景下,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海洋环境的跨地域性及环境治理本身的公共性等特征,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治理效果不甚理想。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发现,多元治理主体内部及主体间利益冲突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基于"事件情境—行动过程"的研究思路,多元利益协调下海洋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应从制度安排、利益补偿、利益争端调解和利益共享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化解利益冲突,提升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质量。     

控制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法律思考

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存款在储户挤兑时发生的支付危机。防范金融危机,必须首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体制中仍然存在大量金融风险。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应当规范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在商业银行内部形成规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完善不良资产的化解制度。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香港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崛起

香港经济转型与变迁，本质上是从殖民地经济体系向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的转变。而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冲击着社会结构，促使其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变迁。随着社会转型，香港中产阶层崛起，依靠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中产阶层进发出极大的发展能量，成为香港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风险社会视域下数字治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化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强大力量。在风险社会视角下,数字治理能够改进科层化治理体系不足,重构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整合风险治理资源,对于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风险治理精准化、风险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治理也面临着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权力垄断、伦理风险等问题,数字治理给风险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对此,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数字治理路径,完善法律法规和伦理制度建设,促进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共治,规范数字权力运行,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实践——以辽阳市“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为例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正在经历着从一种民主理念向社会治理实践的转换。辽阳市"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集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功能于一体,按照利益诉求平台、矛盾化解平台、协商对话平台的框架对社会基层协商治理做出了重大创新。工作室的创立将协商民主在基层进行了制度化的尝试、实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型协商治理体系、实现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会议代表"向"民意代表"的转变。对于社会基层协商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益诉讼

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现仍在起步阶段,尚未在立法规范、学理研究以及诉讼实践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体系和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影响到我国公益诉讼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发展,以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力。在宪政国家中,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建构均来源于宪法的认可和授权,并反映宪法治理体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公益诉讼源于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利益冲突广泛化的现实状态,并由宪法肯定其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公益诉讼亦须体现一系列的宪政原则与宪政价值,反映并衡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践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具体效果。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几个问题——访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龚维斌

<正>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社会治理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是什么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特别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龚维斌(以下简称"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体系,具体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加上党的制度建设,叫做"5+1"的制度体系的总和。其中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格局来讲,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