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帝国王侯”的职业道德刍论

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法官职业道德，是关于法官作为行使审判权的专门人员所应当具备的人格魅力以及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研究法官的职业道德，树立现代法官司法理念，构筑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这对我国的司法公正和司法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判决理由的概念和功能

判决理由是法官对其所作出判决(决定)的正当性进行解释的一种诉讼活动。司法正义是其本质。正当性即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司法正义的具体表现。判决理由具有沟通、劝服和逻辑三大功能。在当今世界上,判决理由已成为审视一国司法公正和政治民主程度的窗口,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沟通理解的桥梁。     

论司法效果——基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的思考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突出,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与之相随,社会主体对于司法正义的追求已逐步被赋予了更多价值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作出裁判时面临两难选择:是坚持法律效果的标准,还是遵循社会效果的标准。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对两标准进行利弊评价,提出法官裁判应充分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把二者都作为裁判正当性的来源,最终达到实现司法正义的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在少年司法中应当综合考虑公正与功利的价值目标,实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公正与功利二者最大程度的相统一。当两个法律价值相冲突时,在少年司法领域功利价值优先于公正价值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刑罚价值观之下,刑罚适用的宽严也不相同,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的任意性,需要以能动司法来平衡公正与功利的理念,区别对待强化量刑程序的方法来实现对少年的特殊保护,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不可避免,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根据。司法裁量中,法官通过判决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的生活目标。但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也存在消极性,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保证法官的道德情感的发挥是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运用。     

法官应当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法官判决的依据,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正义是判决理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官说明判决理由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保障其权力公开、遏制司法腐败、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法律模糊概念与法官自由裁量

现实中,基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成文法又永远滞后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由此导致法律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脱节,甚至背离法律的价值目标.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容许法官扩展自由裁量权,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但目前我国法官的职业水准、技术理性与裁量合理性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就是裁量不自由的一面;而另一面,我国法官与西方国家法官相比又享有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官裁量要获得法律之内的真正自由,法官应具有独立、超然、理性的职业化本色,这也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境界".     

陪审制与法官审判之博弈

误读陪审员制度下的法官与盲目主张司法民主化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并不意味着裁判活动的官僚化、机械化和封闭化；同时认为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职业法官摒弃社会良知、普遍正义去裁判案件，以致无法契合社会对法律的期待的分析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而在陪审员、法官与裁判权威之间，陪审员的缺失并不当然导致判决威信力的减损，而职业法官所做的裁决更易达到对判决权威进行评价的标准。     

论司法惩戒与司法职业保障

法官的职业品格对于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作用。司法惩戒不能仅以矫治不端行为为目的,还应当体现司法职业保障的要求,即司法惩戒应当对财产罚有所侧重而对身份罚有所限制,以保障法官的职业身份与能力不被侵扰。我国传统的司法惩戒并没有内含着司法职业保障的相关性规定,在惩戒权的设定、惩戒的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均存在重惩罚而轻保障的问题,不利于养成独立、公正、能动的法官职业品格。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论法治思想的嬗变

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是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要求正义信仰的法理念.法治社会的权威是正义的司法,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保障.     

论司法正义及其保障

司法正义不仅是司法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司法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是矫正正义 ,由此我们可以确立司法正当性的三个标准 ,即对等性标准、人道标准和功利标准。司法的制度性道德体现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尤以程序正义最为关键 ,其内容包括人道、公正和自主三个基本原则。司法正义的实现要有外在制度和内在道德的支持 ,因此司法独立、法官和律师的德性以及律师制度等 ,都构成了司法正义实现的有力保障     

浅论刑法的正义与善良

刑法往往以其刚硬、冷酷昭显于世，然而刑法应该是善良与正义的结合。司法审判中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把握，对于实现刑法的善良与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承认法官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案件处理上的个别正义；另一方面，要警惕权力被滥用，损害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     

试述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精神与基础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基本原则应该成为法官弥补现行法律规范漏洞和空白、衡平个案正义与公平的基准。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发挥离不开法官的创造性司法,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必须在成文法的框架下进行。民法基本原则成为连接法官自由裁量与成文法框架的桥梁。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法官的知识和经验解析

法官的知识和经验是法官素质结构的重要部分 ,也是作为正义实现过程的司法对法官的特殊要求。法官缺乏知识和经验 ,就易于导致裁判的不公 ,破坏公众的司法信仰。我国法官的知识和经验是法官职业化建构的重要内容 ,但就现实而言 ,法官知识和经验的培育和完善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论平衡范式对法官审判思维构建的价值

法哲学范式指导法官审判思维的形成,进而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裁判能否实现公平正义。目前,司法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如司法公信力不高、案件审判质量和社会效果欠佳、涉诉信访形势严峻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和法官审判思维的失衡密切相关。平衡法哲学范式是构建适应当前时代发展和诉讼特点的法官思维的有力指引和支撑,可以指导法官思维达到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平衡、经验思维与规范思维的平衡、直线型思维与立体型思维的平衡以及能动思维和被动思维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使裁判的结果与正义、实体与程序相互和谐,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

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缩小法官权限、抑制司法能动性而进行制度构建的,但实践表明,将诉讼简单化为当事人双方对立,审判权无所作为,以维护“形式正义”,背离“实质正义”的所谓“正义”是不存在的,针对审判改革的现状,有必要进行反思．否定职权主义,绝对不等于否定法院职权的作用,而是需要对其加以规制,进行扎实而具体的程序制度构建．     

论法官刑法解释

出于维持刑法稳定、及时惩罚犯罪与追求司法正义的需要,法官有必要对刑法文本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上,权力缺位、错案追究及案件请示等因素的制约,致使法官不能、不敢、不愿解释刑法文本。由此,司法能动性、司法独立性及司法程序性等内在属性不能彰显。为了促进法官解释的实施,需从立法上明确授权、废除错案追究制及禁止案件请示等层面入手。     

论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

法律与正义密切相关，并紧随其变化而不断发展。由于传统民法与“形式正义”的困境，经济法及其所负载的“实质正义理念”得以产生。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以“有限自由”和“实质平等”为基本内涵，具体体现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和具体制度之中。其存在对经济法学和法学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实现又需要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