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

互联网普及重塑着国家社会关系,驱动着网络问政等政府回应制度的形成及扩散。地方政府在中央压力、社会驱动、地方创新和政策学习等驱动下,逐步建立多元化网络问政制度,现有研究未能从制度视角讨论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本文以2009-2017年各省网络问政的比较制度分析和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网络问政制度在我国的扩散态势、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考察了多元化制度模式下的回应绩效。回应制度扩散呈跨区域与邻近区域学习共存的全国互动模式,且在制度设计上同质性和差异性并存。现阶段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运行模式,凸显出差异化回应绩效。总之,本研究为建设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与超越

中国的改革正寻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达成这一改革目标,意味着一系列的解构与重构、变革与发展。具体到政治领域,其逻辑展开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调整与转向:在国家治理理念维度,要实现从权威至上到法治至上的转变;在国家治理方式维度,要实现国家自主性扩张到国家权力主动让渡的转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要实现从行政吸纳社会向多元协商民主的转变。     

国家审计与创新社会管理理论探索

摘要：国家善治理念推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政府行政向有效、有限、分权、透明政府转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框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维系良好的秩序生态。国家审计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推进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新思路、新视角、新办法创造性地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整合不同利益关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的重心

加强对不同利益的整合是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地方政府如何建立整合利益关系,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向网络综合治理模式转变,是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重心所在。     

以整体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经验与作用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逻辑从精简转向整合。地方典型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组织服务、信息技术等多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治理。从长远看,这一改革内含的社会分权机制和基础性权力增长机制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需要进一步实现四个转变:从碎片化改革向整体性设计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和服务本位转变,从过程导向向效果导向转变,从制度改革向制度与技术的融合创新转变。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碎片化分析

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部门间相互扯皮推诿、上下级政府政策断裂等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凸显,本文将其归纳为"行政碎片化"。行政碎片化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从地理的碎片化、治理群体的碎片化入手,本文以文献研究法,从"行政碎片化"的角度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行政的表现及特征,探析其体制性原因,最后对行政碎片化进行评价,认为行政碎片化是我国放权改革的基础下,行政事务发包制、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以及中央对基层政府的有限约束造成的行政现象。     

创新到治理：地方政府创新的联动机制研究

当前,行政、政治、公共管理创新活动在地方社会层面大量涌现,治理结构逐渐形成,地方政府创新向地方治理的平稳过渡成为主要问题。基于此,从地方政府创新内部层次、地方政府创新到地方治理过渡层次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促进＂双层次＂结构互动的联动机制,以期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新的视野。     

吻合、变异、离叛——晚清绅士与国家权力的演变初探

晚清时期，绅士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由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外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体制内的权力实体，绅权的扩张使绅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异，由最初的紧密合作、互为支持的良性状态逐渐转变为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晚清国家权力与地方绅士之间的权力涨落，折射了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完成转型,政府不仅要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更要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定位从实体利益的分配者转变为新旧利益博弈的正当程序制度供给者,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要突破碎片化的部门执法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还要开放海量政府信息给社会使用,实现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与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转变的突出表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国家宪政体系建设,为国家治理奠定制度基础;有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助于涵养社会核心价值,夯实国家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有助于社会合作共赢,有效应对转型危机和治理难题。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地方政府生态职能:体制困境与转型诉求

政府职能的变迁与转型源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变化及其对政府实现更高效治理提出的要求。当前趋于压力型管理体制和政治锦标赛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其履行生态职能的具体行动总是陷入"生态优先"或"经济优先"的两难选择。应通过培塑正确价值观、转变治理模式、健全生态制度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来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生态履职动力和能力。     

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趋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趋势，要实现从片面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的转变；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的转变；从简单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转变。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党委问责、议题空间与地方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基于地方电视问政的比较案例分析

电视问政是融媒体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借助传统媒体平台推动社会监督、扩大公众参与、提升行政效能的创新实践。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其政治意涵和传播价值,但缺乏对地方政府电视问政节目运行模式差异的系统分析。基于"党委主导问责力度"和"媒体议题设置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分类矩阵,通过对武汉、温州、新乡三地电视问政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党委主导问责力度遵循党管干部的逻辑,构成电视问政运行的内部驱动力;媒体议题设置对民生实事的回应遵循舆论传播规律,构成电视问政的外部驱动力。构建影响电视问政运行的内外联动机制,展现了党委领导下人大、政府、政协、媒体、公众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推进地方政府行政发展的实践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