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问题与治理对策

人口是超大城市划分的依据,人口问题是影响超大城市发展的重点问题,作为2017年新晋超大城市,成都市的人口现状、人口问题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口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成都工作的重要指示,成都市需要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需要依据自身人口特点、提升人口治理水平。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治理,应当整合国内外超大城市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分析成都市人口治理难点重点,从人口数量的科学规划、人口质量的持续提升、人口结构的合理调节以及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伦敦城市人口调控的经验及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家总体人口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人口得到全面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很多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城区人口密度过高，这给资源、环境、交通、就业、住宅和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压力。如何有效的调控人口，使人口规模与城市的承载力相适应，实现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是摆在我国很多城市人口发展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因而，借鉴世界各国大城市调控人口的经验，探索我国人口调控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机制，使人口增长与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承载力相适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承载水平的时空特征演变机制——基于状态空间法的案例分析

基于P-S-R模型构建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再运用状态空间法对上海市2005年—2016年间公共服务承载水平进行评价后发现:(1)上海各区公共服务承载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形成了重度超载、轻度超载和满载的三类类型。(2)在核心区公共服务重度超载状况加剧恶化的同时,其他区超载的速度相对缓慢,与核心区之间的差距日趋明显。(3)上海城市公共服务的压力主要来自公共交通领域,而公共服务状态水平更多受到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供给水平的影响。公共服务的响应水平则主要受到保障性住房、环保和公共交通领域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4)核心区重度超载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服务硬件设施和服务人员增长迟缓;其他区域除了状态、压力方面存在不同问题之外,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最为普遍。因此,应根据各区的不同问题和短板,针对性地加强公共服务人财物的投入,以期有效提升上海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承载水平。     

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估框架与提升策略——来自新加坡的启示

城市化伴随着人口及资源的高度集聚,必然引发城市承载的边界问题。如何解决当下的大城市发展困境是对可持续发展提出的重大挑战。作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新加坡在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上取得了瞩目成果。本文基于承载力和韧性城市两大理论,构建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分析框架。新加坡在资源高效利用、基础设施配置体现人文关怀、产业转型与空间布局并重、围绕"组屋"提供公共服务、建设智慧政府等方面的实践做法值得学习借鉴。未来我国城市建设应该精准规划与减量规划并行,坚持以人为本,重视"里子"工程,融入城市更新,建设智慧城市,提高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     

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逻辑、重要议题与未来突破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其核心要义是实现民心治理。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特征,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紧扣重构政府与社会各主体连接,提升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个切入点;确立包含云端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体系设计;建立起包含转变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思路,引入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应用开发,创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模式的完整政策体系。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还需落实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职能的减法,发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级的乘数效应,运用除法思维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约数。     

超大城市社区冲突类型、成因及治理路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其面临的冲突问题也日益突出。社区冲突的治理不仅涉及居民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城市基层治理的效能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超大城市的典型代表武汉市为研究案例,基于市民热线、“微邻里”等政务大数据,深入分析了武汉城市社区冲突的实质、类型及堵点,探索社区冲突的治理之道,为技术赋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数字时代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模式创新与实施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多元思潮和科技革命的交织影响下，公共需求在领域、结构、层次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同时，超大城市的有序性与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研究这些变化与挑战，系统分析新时代社会形态特征，超前研判超大城市发展态势，从而构建以法治、德治、自治为重要保障和途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基础设施为支撑、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流程机制为内涵，倡导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科学柔性的治理流程、人文法治的治理逻辑、善治高效的治理目标的数字时代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提出实现超大城市信息实时感知、融合共享、关联处理、智能分析和动态决策，推进控制流、信息流、知识流、价值流的协同优化的实施路径，提升超大城市经济建设价值、社会生态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和治理机制价值，提高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中国大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测评与政策建议

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科学测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工作和必要条件。本文基于国内外有关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测量方法、指标体系和现存的问题,构建出了适合我国大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测评指标体系。进而,本文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系统(CATI)对34所大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提示公众对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满意度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对其余维度的满意度均较低,进而导致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不高,从而提出了公众满意度总体水平的提高不应过度依赖于公共服务提供的满意度,应优先提高公众对政府效能、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城市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北京为实证分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求提升和有效评价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及其绩效水平。本研究以北京市各区县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采用综合评价法对城市公共服务绩效水平进行评价,总结公共服务差距及其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要求改变以GDP为主导的单一经济指标评价模式,向综合型、均等化、民本位、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绩效指标评价模式转变;必须按照以人为本和均等化的要求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同时,要建立公共服务标准,按人均占有量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重和供给水平。     

完善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的路径研究

完善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是,目前面临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与群众现实需求的矛盾、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差距问题。为此,应当厘清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建设的主要思路,从组织指挥、警务站运行机制改革、信息技术融入、警务联勤联动和综合保障等方面,完善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的具体路径。     

基于科层逻辑的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分析——以A市D新区为个案

基于科层逻辑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集中管制导向、标准运作技术导向、工具理性效率偏向的特点.在A市D新区,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导致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供需矛盾突出、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摆脱科层式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就必须提倡公平优先效率,伸张公共服务价值理性;扩大社会参与,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弱化森严等级,实现权责统一;破除僵化管制,实行灵活弹性治理.     

人口变动视角下优化成都市公共服务资源布局研究——基于成都“七普”人口数据调查

近年来,成都市不断健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全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逐步提高,市民幸福感不断提升。不过,现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七普”调查反映出的成都实有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还有不适应之处,需要在“十四五”时期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合理配置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以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剧、生育率降低的人口变动趋势。     

超大城市空间的统合治理——基于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分析与反思

中国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和城市失序等"大城市病",因而,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人口、资源、空间和服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城市纷纷开始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论文以北京市2017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例,考察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运作过程。研究发现,党政共治、人大支持和司法保障的内部整合治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协作和内外统筹治理是统合治理的内在特质;多元治理原则与专项行动任务的统合、职能分工与属地责任的结合、统筹领导与联动协同的整合、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融合是统合治理的主要运作特征。统合治理因应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新挑战,取得了一定治理绩效,但也存在缺乏有效制约、运动式治理倾向、强政绩导向和忽略民意等问题。     

超大城市政区治理:演进逻辑、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大国治理典型代表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超大城市及其伴生的大型社区、开发区以及超级社区等超大型空间治理的挑战。行政区划作为中国特有的空间治理工具,其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梳理我国超大城市政区政策发现,其演进逻辑呈现狭域制到广域制、小区制到大区制等特点,而超大城市政区治理则在行政区域、行政建制和行政层级等方面面临制度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超大城市政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大城市社会危机处理比较研究

我国近40年来的快速城市化,有利于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转型,但也必须看到,快速城市化给我国的各大城市带来诸多矛盾和风险,从而快速积聚了各类城市社会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将延误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表征与种类的角度分析国际视野下大城市社会危机,将国际大城市社会危机的普遍性和我国大城市社会危机的特殊性研究相结合,从城市居民与政府的视角对我国大城市社会危机的成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大城市社会危机管理的国际经验,提出构建大城市社区治理参与平台、提升城市领导者的战略思维、聚焦大城市社会危机中的特殊群体、完善大城市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等举措。     

大城市郊区“城市病”及其治理——以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为分析样本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城市为防控"城市病"而实施"城市郊区化"发展战略,又将城市病"传染"到大城市的郊区。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的郊区化城市病较为典型,人口爆发性增长、交通梗阻、用地紧缺、环境质量下降等,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吴家山防控城市病的对策策略应为:促进人口分布均衡,缓解人口拥挤导致的城市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缓解交通梗阻;超前规划,避免无序发展;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居民素质同步提高。     

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T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分散、单向度的治理模式日益遭遇挑战和冲击。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探索符合超大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增强超大城市基层韧性,维护基层社会安全和稳定,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广州市T区立足其独特的区位特点,以固本强基为抓手、以协商共治为依托、以深耕技术为指引、以优化服务为导向,逐步构建起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一种嵌入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创新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民众满意"和"质量至上"是其明确目标,具有精准识别对象、精度适配模式、精细管理过程和精益评估绩效等显著特征。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以人的最终诉求为行动指向,通过创新社会体制机制、稳固治理基础,运用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的治理工具,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考核性的治理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宜适性是对精细化治理是否适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初步判断,由精细化治理效能、治理供给力、治理驱动力和治理引导力耦合形成,这四要素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宜适性判断结构框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系统拥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层次,其中,横向水平内容包括对象精准、内容精细、目标精确等三个层次,纵向垂直过程包括前提(治理主体)、基础(服务需求测度)、条件(靶点识别)、核心(模式和路径)、保证(精细化管理)等五个层次,横纵两条脉络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系统结构框架。     

城市规模增长与城镇体系协调发展

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都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而中等规模城市(100万左右)增长相对缓慢;中等规模城市"塌陷"导致我国城镇体系不够协调。不同规模城市增长差异的理论解释为:大城市超常增长是由于交通通信技术进步、政府撤县(市)设区的政策支持和自身的集聚效应;中等规模城市"塌陷"是由于市场区位优势弱化、产业关联性不强和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小城市快速崛起是由于"借用"(分享)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及产业转移中的区位集聚。未来我国城镇化战略重点是推进一批中等城市崛起,"承上启下"地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     

现代化视域下大城市价值治理逻辑阐释

大城市价值治理是根治“大城市病”等相关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认知发展的规律与结构,大城市价值治理的必要性渐次体现为现象、行为与制度治理等层面。大城市价值治理内蕴“对价值治理”“借价值治理”和“为价值治理”三重之维,经历了从科学、人本、永续到创新主导的范式变迁。结合大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客观现状与未来走向,大城市价值治理应当确立以复杂、民主、想象、法治、文化、健康为基础支撑的C-DIRCH框架。同时,针对价值偏见、价值分歧等现实挑战,要通过加强价值表达、价值协商、价值保障、价值自信等应对之策,有效保障和提升大城市价值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