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变迁:从“经济靶向”到“鸟瞰中国”

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一定的保守性与滞后性,带有后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双重印记。在这种语境之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进行集中再现的《丛林万里》、《超级中国》与《中国常识》在对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进行解构与重建方面便有着特殊意义。2013年出版的《丛林万里》与2015年亮相的《超级中国》体现了一种“经济靶向”的认知模式,迎合了韩国社会“经济第一”的思潮,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发展的内涵。相较之下,2020年问世的《中国常识》则凸显了一种“鸟瞰中国”的意图,力图对中国进行客观性全景再现。受西方思想与舆论的影响,《丛林万里》、《超级中国》与《中国常识》均在不同程度上误读了中国,但整体上体现了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     

违规逾矩必“翻车”——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案剖析

理想信念动摇,党的观念弱化,心中无党 边飞《悔过书》摘选：随着职务调整、任职时间增长,我把入党誓言和立志做一名优秀干部的目标忘记了,把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追求忘记了,作风上越来越浮华,工作上越来越利益化,生活中越来越追求奢华。     

上海的“后团长时代”

6月4日,上海重启的第一个周末,瞿立峰又当了两次团长,为小区邻居团购鸡蛋和冷藏鲜奶,他告诉《新民周刊》,做完这两单,他大概率准备光荣“退役”了。“原因很多。一个是复工复产后,商超都已经开业了,居民买东西已经很方便;开始上班以后,大家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也就没人天天盯着团购群接龙了。”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时空中穿行——杜拉斯两部“情人”文本的爱欲言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互文性,这一特点在《情人》(1984)与《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中尤为突出。两部小说互为镜像,讲述相同一个故事也表现相同的关于爱欲的主题。然而在行文风貌上,这两部作品鲜见重复之处,而是自成一风,各自表现出爱欲主题的不同切面。《情人》重在时间维度的描写;《中国北方的情人》则长于空间维度的刻画。     

珍存的“新年快乐”

新年又至,又是祝福短信纷飞时。而我手机中,那些语句对仗、言辞花哨的群发短信已全然无存,唯独几条简单的“称谓＋新年快乐”的原创短信,却一直珍存,经年来删四年前的新年,单位聚餐、一帮忙碌压抑一年的“笼中人”,趁着跨年酒宴,彻底放空、放松了自己。个个卸下面具,将心中的快乐与烦恼一吐为快、我作为新人,自是谦恭地敬酒、陪酒,往来...     

“说画”与“造画”——《面》对中国绘西的文学化用

本文旨在分析谢阁兰如何在《画》中借鉴中国绘画进行文学创作。首先,中国绘画启发了《画》的形式创造。谢阁兰借用中国绘画的画卷形式和构图方式建构起《画》的绘画空间;其次,中国绘画是《画》的想象来源之一。中国绘画的意象、主题以及有关中国绘画的传说被创造性地整合进《玄幻图》中,谢阁兰借此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世界。     

从“形式”到“质地”——对《恶之花》翻译的思考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的难点。1947年出版的戴望舒翻译的《恶之花》,将源语置于中心地位,力求再现原作的"形式"与"质地",结果差强人意。而十年后陈敬容翻译的《恶之花》舍弃形式对等,却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可,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日本传统文化的一枝“奇葩”——记文人笔下的艺妓形象

本文在描绘日本艺妓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和畅销书《一个艺妓的回忆》，全面地揭示了文人笔下形形色色的艺妓形象，以及艺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当代日本社会的泛艺妓化现象。     

那些记忆里的“哀乐中年”

衣上征尘杂酒痕,小园暮雨向黄昏。幽梦半场谁堪忍,唯惜无人与相论。《哀乐中年》导演:桑弧编剧:桑弧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小学多年并自任校长的陈绍常早年丧妻,独自抚养两子建中、建平和一女建英。与他一起生活的大姐劝他续弦,他虽也有心,却因目睹挚友的爱女刘敏华备受后母虐待,断了念头。     

《茫茫黑夜漫游》：“非洲风情”的互文性解读

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塞利纳的代表作《茫茫黑夜漫游》在反映法属殖民地问题方面引起了广泛关注。小说中的“非洲风情”描写成为众多研究者讨论的焦点。从互文性角度来看,《茫茫黑夜漫游》中的“非洲之旅”是塞利纳通过复杂构思构建起的互文性文本。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纪德的《刚果纪行》等作品都充当了塞利纳小说中“非洲风情”的互文本。塞利纳通过引用、重写、拼贴等互文技巧使各个互文本相互渗透交织在同一文本之中,从而使《茫茫黑夜漫游》对非洲问题的探讨显得更加深入和具体。     

情人杜拉斯及其情人-浅谈杜拉斯的：“另类道德观”

杜拉斯的小说中有一种位于社会主流道德之外的另类道德观.它是一种少数人的新生类观念.他们是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之外的范畴去占卜自己的命运,以自主的思考、自觉地去审视自身内在的欲求.     

不一样的“革命”——曾朴译《九十三年》

曾朴不仅是晚清知名小说家，也是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翻译家。1912年辛亥革命后，曾朴从法语翻译了雨果的名作《九十三年》，并将其题为“法国革命外史”，刊载于《时报》。曾朴于此时翻译《九十三年》，虽然明显地包含着应合中国革命时局的动机，但作品高扬人性的主题却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革命，表达了“诗人”的革命理想。译者曾朴的“诗人”身份以及他对作品的细致解读又使他进一步阐发了作品“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道主题，因此使这部小说在当时显示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思考革命的理路。     

“娇惯的心灵”受不了新华字典吗?

《新华字典》暂时安全了。之前,广西全州检察院高调宣布,发现当地书店售卖的部分新华字典及儿童读物存在“低俗化内容与配图”,责令下架整改。之后,上级检察院机关宣布,已责成该院进行整改,收回了命令。     

“人们”的空想与“屯子”的现实——以野川隆小说《前往屯子的人们》等为例

《前往屯子的人们》是日本作家野川隆早期的创作小说,描述了日本调查员在伪满洲国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人与村民交往的情节在以往研究中多被认为是展现出有别于其他作品的、难见的些许温暖。文章以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兼顾同时期其他三部作品,结合日伪时期东北开展的兴农合作社的历史事实,重新讨论这部小说中意味深长的"屯子"的现实和"人们"的空想,解析二者在伪满洲国的空间里互相碰撞,在貌似平静的表象下掩盖着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的实质。     

资本积累视阈中“国民性仆从意识”——《臣仆》与亨利希·曼的时代批判

本文对亨利希·曼的小说《臣仆》进行文本细读,探讨其中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官场视角,再现德意志特点的仆从民族性形成的客观语境,尤其以狄德利希为中心凸显德国教育规训与秩序寻求造成的其国民性特征的必然性,并追问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否必然的问题,同时尝试以老布克为中心讨论传统的另类建构问题.     

“我是查理”:《查理周刊》的谑虐传统

《查理周刊》继承了其前身《切腹》杂志目空一切、尖酸刻薄的精神,是法国颇具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讽刺性杂志。它用大量篇幅刊登一些搞笑、伤人甚至蓄意挑衅的漫画,讽刺极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总统、富商、各种意识形态等。在《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大背景下,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前世今身可以分析《查理周刊》在法国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氛围,揭示该刊在法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并表达作者个人对"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这两个貌似矛盾口号的独立思考:前者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誓言,而后者则强调的是对言论自由这一原则不同维度的微妙理解,探讨的是新闻自由背后的伦理共识。     

“女性王国”的建构与崩塌——论日本女性杂志《女人艺术》

《女人艺术》是1928年7月由长谷川时雨创刊的综合文艺杂志,由于从编辑到撰稿人全部为女性而被评论界批判为"女性王国"。这个"女性王国"的建构,不仅为昭和初期的女性作家提供了发表的平台,将林芙美子等一批新人推上文坛,同时也为日本女性在政治及文化领域争取权利提供了言说的舞台,在昭和文学史及昭和女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如若围绕《女人艺术》上登载的评论文章及文学作品等主线透视"女性王国"从建构到崩塌的整个历程,不仅可以从中管窥到昭和初期日本女性的精神诉求及社会追求,同时还能勾勒出当时日本女性主义的发展路径。     

试析《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效果——从跨文化文学传播“反馈”的视角

反馈对于跨文化文学传播非常重要。一个良好的反馈可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被异文化语境中的读者真正接受,是使传播达到最佳效果的关键一环。《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文学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通过"把关人"、"意见领袖"带动的积极反馈,以及由此激发的"创新扩散",《三国演义》在泰国获得了高度的认可和接受,并成功地内化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     

简析“南海仲裁案”对当代国际法秩序的负面影响

菲律宾和仲裁庭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不仅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完全背离了《公约》的宗旨和目的,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而且严重破坏了当代国际法的基本结构和秩序,成为国际法发展进步的历史上一个逆潮流而动的恶劣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