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策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对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化进程的演进需要政党治理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政党治理的效果和能力也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变迁。在中国政治视野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者。深入分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     

印度百年老党国大党的兴衰浮沉

国大党是一个有117年历史的老党,有着光辉的过去,曾领导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印度独立后执政长达45年,对印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70年代以来,由于领导层争权夺利加剧,腐败日甚,又未能根据国情的变化调整政策,与时俱进,党的力量每况愈下,群众基础极大削弱,终于从1996年大选以来一直在野.如今国大党虽仍是党员人数最多的印度政党,但振兴依然乏力.     

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的成立及早期政治活动(1946~1957)

二战前,马来亚印度人指向祖籍国印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明显加强,进而暂时消除、弥合了印度人群体中一些分化因素,这是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成立的重要社会背景。在尼赫鲁的积极推动下,1946年8月,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正式成立。虽然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深受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影响,该党成立之初也支持当时的印度政府和印度国大党的反殖反英运动,但它并不隶属于印度国大党。自成立后至1957年,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先是主要致力于开展印度民族主义的活动,不久又深度卷入马来亚制订民主宪法的斗争中,积极争取对印度人有利的公民权问题。在马来亚积极争取独立的浓厚政治氛围中,经过一番犹豫之后,1955年3月,经正式商谈之后,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选择全面加入巫统马华联盟。同年7月,巫统、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结成的三大民族政党联盟在竞选中获胜。马来亚联合邦随后正式成立,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作为执政联盟成员之一,长期参与执政。印度人群体的相对弱小及其社会内部的严重分化,部分程度地削弱了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在马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政治活动对马来亚的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印度国旗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变迁

国家象征物的确定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国家象征物的选择与改变则反映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变迁.印度国旗诞生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期间.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国旗的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印度国旗的形制正式确定,象征着尼赫鲁式国家的建立,其蕴含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经历了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前就不赞同国大党设计的各版国旗,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拒绝接受印度国旗.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接受了印度国旗,并将国旗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出台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再解释.印度国旗的形制虽然未发生变化,但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标志着印度已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从独立前到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形制和象征意义处于不断流变的进程中,这种流变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变迁进程.印度国旗不断流变的关键动因则是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柬埔寨政党政治演进与洪森政权长期执政

东南亚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普遍参考西方政党政治体制,建立起周期性、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有意通过政党轮替执政的方式,实现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最大化。1993年,柬埔寨也确立起以政党选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而在近30年的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柬埔寨并未出现多次政党轮替执政的现象。洪森领导的人民党政权始终主导着国家政治发展走向。通过进行政党内部调整,运用法律、政治和宣传手段,洪森政权有效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平衡对外关系,引领柬埔寨探求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树立起强政党与政治强人的形象。     

政党·公民社会·国家——以瑞典政党模式为中心

瑞典政党模式是北欧五国中最为典型的“五党制模式”。其政党体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政党组织文化 ,在组织模式上具有明显的二歧性。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道路”实验正在于试图克服这种二歧性。然而 ,无论是瑞典国家财政对政党的补助金制度 ,还是社会民主党的长期在位 ,都在客观上促使各政党组织与国家之间日趋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政党承担了国家的主要功能 ,代表群体性的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 ,从而为政治系统提供维持自身的正当性根基 ;作为交换 ,国家则为政党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和法律保护。瑞典政党组织模式的变迁相当程度上在于响应国家的“号召” ,而非公民社会对政治参与的渴求 ,也非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党作为政治代表机制的传统功能。政党在组织上日益成为一种“准”国家机构。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模式

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产生发展于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进程,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中国政党制度模式内涵着多党合作、一党领导的辩证统一,形成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内涵着中国特色的精英代表制,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一政党一政权关系;内涵着对民主本身的科学理解,延伸为对国家民主制度的立体设...     

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加坡的个案分析－－兼谈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

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加坡的个案分析－－兼谈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曹云华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最为成功的，它们为其它亚洲后发展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本文主要以新加坡华人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国在工业化...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匈牙利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又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政府的力量及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剧变"之前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存在能够制衡政府的社会力量,也就不能突破"诺思悖论",最终走上了激进的制度变迁道路.匈牙利的产权制度变迁在转轨之前也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国有经济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渐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匈牙利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面,最终采取了渐进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使两国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     

转型期的政党权威：挑战与重塑

从过程论上说，权威不是一个主体性存在，而是一个表示关系性的概念．其核心在于某一主体的行为得到了他者的认同；由于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间的中介与桥梁，因而．政党权威形成于国家与社会所组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国家的制度规定特别是社会民众的认同是政党权威形成的基础性要素。从革命到执政到长期执政，党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权威性力量。就在于...     

影响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政治势力

军人及其所控制的政治势力、民盟及其支持者、少数民族武装和政党在目前缅甸的社会结构中呈三足鼎立之势,但军人占绝对优势,而且后两者不具备取代军人主导缅甸政局的能力。外部势力对缅甸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很大,但在对缅政策方面,中国、印度、东盟不会采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全一致的行动。因此,相当长时间内,军人将继续直接执政或在幕后主导缅甸政局。     

领导干部过春节面临＂四关＂考验

春节素有“年关”之称，旧时穷苦百姓一到岁末，通常要为催租逼债犯愁，过年犹如“过关”一般。新社会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年关”发生了嬗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春节期间，领导干部就面临着过“四关”的考验。     

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指导下实现的现代化,是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中国的现代化。从道路优势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扎根于群众的运动。从理论优势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实现发展,又在发展中得到极大丰富和拓展,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现代化理论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从制度优势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辅相成。从文化优势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恢宏的气魄和开放的胸襟孕育了传承中国悠久的发展智慧、适应时代变迁的心理认同和行为理念以及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哲学意蕴与生成逻辑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和系统观念。基本国情、根本制度、自然规律和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领域协同推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当代韩国政党政治民主化的变迁特征——以卡特尔政党理论为分析视角

1995年,欧洲学者凯茨和麦尔首先提出卡特尔政党的概念,同时总结了卡特尔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转变所衍生出的特质。本文从政党与国家之间的联络、政党竞争环境和政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几方面探讨韩国政党政治的一般情况。作者认为,卡特尔政党虽倡导民主与自由竞争,但实则关注操控权力的运用,此种情况无助于韩国政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相关的制度设计是防止卡特尔政党对民主政治产生负面影响的必要措施。     

科技变革、阶级与欧洲政党选举投票

科技变革推动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大变迁。自动化、机器人生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给各个职业带来不同程度的职业替代风险,由此产生一批“自动化的失败者”。在欧洲拥有高自动化水平的发达国家,科技变革不仅冲击着工人阶级,而且分化了欧洲中产阶级,并对欧洲各国的政党选举投票格局产生影响。本文分析“欧洲社会调查”最近四轮的数据(2012-2018年)发现,自动化技术带来的职业替代风险升高会普遍加大选民对福利政策的需求,这将增加工人阶级对激进右翼政党与主流左翼政党的拥护,并削弱中产阶级对主流右翼政党的支持,使之转向主流左翼政党,中产阶级也由此出现阶级下行、日渐工薪化的趋势。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成为理解当前欧洲国家政党选举投票结构变迁不可或缺的因素。     

国家构建中的＂双重悖论＂与国家失效——以民主刚果为例

国家失效代表了国家构建进程的中断或是逆转。本文梳理了国家构建理论的基本内涵并讨论了国家构建进程中存在的“双重悖论”问题。围绕国家构建的“双重悖论”,文章分别剖析了民主刚果独立后两个阶段的国家构建历程,进而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民主刚果走向国家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国家权力的个人化”不仅无法持续性地推动国家构建进程,甚至有...     

印度政局与外交态势

2004年大选后国大党上台是印度政局近年来最为重大的变化.大选结果深刻反映了处于改革和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印度所面临的矛盾,也是对印度奉行的内外政策的一次重要检验.印度人民党的下台,虽然表明其奉行的某些政策缺乏民众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改革本身出了大问题,因此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国大党因以微弱多数胜出而不得不与众多党派联盟,则显示了本届政府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中间偏左的特点,这是观察其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主体民族可以从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推动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制度规范层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从生活实践层次,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日常化集中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新特点,包括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呈现“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的两面性。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内政治层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主制度受到持续冲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对外关系层面,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印度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升级,并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之治”发挥最大优势的逻辑理路

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优势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任务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互动共生中得以彰显,具体表现为使命领航与政治保障的政治优势、结构统合与队伍建构的组织优势、民主集中与适应治理的制度优势、以人为本与利益凝聚的工作优势。在实践过程中,党的领导优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互为因果和同生共长的实际关系,并通过“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实现党的领导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以及政党现代性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