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收监执行问题的思考

监外执行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当前,对于监外执行的罪犯在执行期间脱漏管后如何收监执行,已成为一个令实务部门感到困惑的问题。因此,期待立法机关完善关于收监执行的条件、程序和对刑罚执行监督制度的法律规定,以适应司法实践。     

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实践路径探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罚轻刑化是人类社会法律制度进一步关注人权和走向文明的体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笔者通过对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我国刑罚轻刑化的现状分析,着重从立法与司法层面将历史上重刑主义与轻刑政策加以比对和研究,以增强轻刑化观点的可信度与可行性,为我国刑罚轻刑化实践路径在制度构建层面夯实理论根基。     

社会服务令的本土化之路——兼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完善

社会服务令是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针对轻罪的新型行刑方法,具有人道、经济和易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制度价值,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由于刑事司法理念的不同,西方法律语境下的轻罪在我国多归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时,治安管理实践表明,公安机关急需一种具有工作罚性质的处罚手段。因此,社会服务令本土化的恰当路径是,结合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使社会服务令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一个新罚种。     

论禁诉令在我国区际私法的适用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区际平行诉讼作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类推适用国际民事诉讼规则。禁诉令因有侵犯别国司法主权的嫌疑而在国际社会上饱受争议,但只要通过法律明确禁诉令的适用标准和范围,在司法主权具有统一性的区际私法领域可以尝试引入禁诉令制度以协调区际法院的管辖权冲突。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是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一项工作热点。针对我国推行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法律制度滞后、社会基础薄弱、机构人员缺位、制度落实困难等现状,公安机关应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加强基础建设,创新工作机制,推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司法矫治化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法律制度,重点是为了解决处于犯罪边缘的违法行为的社会控制问题,故准确定位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极为关键。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将劳动教养制度定位为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一项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与刑罚中的自由刑、行政处罚中的拘留刑共同构成我国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完整的法律处分体系,提出构建完整的司法矫治化型的劳动教养制度及操作体系,以求与我国法治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共需求相适应。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转型时期刑罚目的三元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变"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社会转型必定会出现社会失范现象,社会转型是不断克服社会失范现象与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刑罚在构建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刑罚目的决定着一个国家刑罚体系的建立,制约着刑罚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我国的刑罚目的应该涵盖三个方面:报应主义、预防主义与保护主义。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层面得以体现。毒品犯罪法律体系严厉、重刑适用率与死刑适用率高、量刑标准存在省际差异等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相背离。我国应当在立法上通过罪名分层,以及"但书"条款适用达致宽严相济处理毒品犯罪案件;在司法上统一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并适用罚金刑实现刑罚轻缓化。     

认真落实决议 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即对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活动以及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设计,在当前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诉     

论我国假释监督保护制度的构建

假释是刑法规定的对判处徒刑的犯罪分子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对犯罪人适用假释体现了我国改造罪犯的政策和法律精神。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的监督考察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假释制度建立的初衷。文章对比了我国和国外法律的假释监督制度的不同,并从机构人员设置、立法和具体措施几方面对构建我国完善的假释监督保护制度作了探讨。     

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调整刑罚结构，促使其科学化、文明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一个更体现刑罚人道性的社区矫正制度终于在地方试点了9年之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予以最终确定。法定化了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刑罚轻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刑罚轻缓化的落实也需要在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得以实现。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价值分析

若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在我国，缓刑制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轻重有别的广泛的运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适用缓刑，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缓刑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它的创制与运用本身就意味着刑罚公正、谦抑与人道的价值取向。本文即从刑罚的公正性、刑罚的谦抑性以及刑罚的人道性三个方面对我国缓刑制度的价值进行分析。     

论刑罚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辩证统一

正义一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恒久的话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正义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社会环境、文化渊源理解不尽一致,但公平、自由、秩序是其基本内涵却是不容置疑的。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以后,人们对于司法公正、刑事司法正义、刑罚正义有了广视角、宽领域的探讨。追根溯源,才会明古通今,使我们当今在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中使刑罚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做到有机统一。     

和谐语境下的轻刑化及其实现

基于传统和现实原因,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仍属于重刑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泛刑化、重刑主义的思想,这已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基本的刑罚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刑事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应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一直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指导方针。若要使该制度发挥其优越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关键是明晰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只有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以独立的量刑程序为研究视角,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之内容,才能准确界定其属于量刑证据材料。     

社区服务刑刍议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论社区矫正的价值诉求

在刑罚制度已经从以监禁刑为主的阶段进入了以非监禁刑为主的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也开始对世界行刑社会化趋势做出积极的应对,并对我国刑罚执行制度进行新探索。这对于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服务,对于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对于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对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加强政法工作,优化我国的法制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主要从社区矫正的人文、社会、经济、理论四个方面来探讨社区矫正的价值诉求。     

社会服务令本土化路径之辩

社会服务令是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针对轻罪的新型行刑方法,具有人道、经济和易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制度价值,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对象是犯有轻罪之人,而西方法律语境下的轻罪在我国多归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因此,结合我国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使社会服务令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一个新罚种,可以是一项很好的尝试。     

对佘祥林案的刑罚目的再思考

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这起案件背后反射的法律问题不得不引起作为法律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我们的深层次思考。佘祥林是在证据不足、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这点反映出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在刑罚适用中偏重刑罚的一般预防,而对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明显不足,忽视了特殊预防的趋势。笔者认为,在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时除了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还应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只有两者兼顾才能完美的实现刑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