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例外”条款的限制性应用与发展趋势探析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在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下并行不悖,审慎例外条款必要并且将长期存在。但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因为金融自由化才是最终的发展方向。     

论GATS框架下的“审慎例外”原则

本文探讨了“审慎例外”原则的定义与判断标准,进而论述其在平衡金融全球化和成员方金融主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两项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今后“审慎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其定义将获得进一步的明晰,并将与巴塞尔体系产生更为密切的相互配合。     

论开放体系下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

按照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已于2006年年底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与抵抗风险的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在高度自由化的背景下对外资银行进行审慎监管,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例外与原则之间:金融服务中的审慎措施争议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体系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审慎例外加以平衡的。但是,审慎例外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具体含义。随着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程序,专家组得以有机会首次对审慎例外加以界定并就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对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加以认定涉及一成员方对于审慎目标重要性的先后顺位是否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对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涉及能否援引国际标准评估一项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无论案件结果如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解决审慎例外之争意味着金融监管领域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金融自由化与审慎监管的国际规则论析--以GATS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自由化、审慎措施、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规定进行了研究 ,指出这些协议在贯彻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的同时 ,兼顾到金融服务业的特殊性质而赋予成员方较多的监管权力 ;同时考虑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现实情况 ,为发展中国家作了灵活的规定。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开放与监管所应该做出的政策选择。     

入世过渡期后对国际金融服务提供监管的法律依据问题

“审慎例外”授权WTO的成员方为审慎目的采取审慎措施,而不受GATS其他规定的羁绊,是我国金融开放的安全阀。同时,完善监管立法,监管措施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使我国对金融服务的监管无可挑剔。对于审慎性尚存疑问的措施,为稳妥起见,可将其作为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列明,由此保留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力。对于金融开放中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我国可根据GATS和金融附件的规定,就相互承认对方的监管措施、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信息分享等达成协议或安排。     

论国际投资条约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日益意识到有必要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东道国的金融规制权。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对金融审慎例外的安排具有代表性,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投资条约所借鉴。然而,无论从缔约实践还是争端解决的角度,既有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都还只是初步的,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中国应当在借鉴域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情况设计恰当、合理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中央银行角色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屡屡受到挑战与质疑。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与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才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力工具。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践中,首要问题是明确监管主体。目前,尽管中央银行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实践中的政策地位不尽相同,但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决策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三种模式,且各具优缺点。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性视角出发,通过两种政策的辩证关系分析和国际经验借鉴,探讨了中国人民银行以主导者角色参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可行性及面临的困难。     

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的完善和实施越来越受到重视。宏观审慎监管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遵行一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本质和特征,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后危机时代国际和国内实践,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逆周期监管原则、协调监管原则和全局监管原则。     

论上海自贸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自贸区金融政策成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破冰的关键.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等金融改革措施实施后,中国金融业将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利率市场化风险、流动性风险的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前瞻性地构建自贸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对维护中国金融市场长久稳定意义深远.在监管模式选择上,“相对独立”应理解为更严格的特别监管;在监管制度设计上,应借助“并表监管”实现与微观审慎的协调,并通过科学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在监管机构设置上,应在中央银行牵头模式下,增强金融稳定局监督权的执行力.     

《GATS》和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

金融自由化和审慎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时代特征,《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意义在于:由制度层面给予“自由、监管”以具体的含义,这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GATS框架下自然人流动的法律界定及缺陷分析

自然人流动是GATS规定的提供服务的一种模式,发展中国家在此领域具有天生明显的比较优势。本文在简要回顾了乌拉圭回合的自然人流动谈判历史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GATS框架下自然人流动的法律界定问题及其缺陷。     

析GATS下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承诺的改进

WTO各成员方针对自然人流动做出具体承诺,这些具体承诺规定了实质内容,构成GATS下自然人流动法律制度的核心。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成为阻碍自然人流动在GATS框架下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应相应地予以改进:增加承诺部门,扩大部门承诺;扩宽准入的自然人类型,切实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减少限制性条件,增加现有条件的确定性;采用GATS签证制度,订立具体承诺范本。     

论金融创新风险及其法律监管理念——以当前世界金融海啸为背景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创新风险则是伴随金融创新过程的产物。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其切入点和归宿都在于金融法律监管,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的更新是建立科学、完善法律监管机制的基础。从金融创新历史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演变出发,通过对其变更脉络的梳理,结合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得出,在金融创新风险的法律监管理念上,我们应当始终秉持以金融安全优先,充分创新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理念。     

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发展

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金融创新不仅可以促进金融自由化,而且也能促进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在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各国出现了一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创新的浪潮。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创新表现为金融监管法律理念的创新、主体创新、监管模式创新以及金融监管运行方式的创新。而金融监管法律价值目标的重新定位、机构的创建、审慎监管立法的完善以及监管执行的国内国际的协调与合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型审慎金融监管模式,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和促进了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     

中国证监会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研究

监管手段的多样化是近几年来中国证监会执法的一大特色,其中许多新的监管手段被中国证监会统称为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从而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然而,这些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仍然需要具体确认是否确实具备"非行政处罚性",中国证监会是否有权采取这些措施以及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遵循的程序。     

论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立法坐标可定位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7条。金融法属性上,其属预防型风险监管工具,旨在纠错,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行政法属性上,其属行政命令,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现行立法存在适用前提模糊、实施程序粗略、内容较为内向封闭等问题。境内外相关立法既注重类似措施的内容开放度,又强化对类似措施的实施监督,较好地实现了灵活性与制约性的平衡。我国应基于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双重法律属性,从细化扩展适用条件、提升内容延展度与科学性、明确具体实施程序、完善监督救济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理念重构及功能实现

基于当前金融市场准入监管制度存在诸多困境，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理念重构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保障金融市场准入监管功能的实现，这包括具体制度的合理设计、配套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规则的体系化等三个方面。     

起诉监督研究

为实现个案正义的需要 ,目前世界各国都赋予检察官以起诉、不起诉和撤诉的自由裁量权。但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这一权力 ,各国又规定了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措施。我们有必要借鉴先进国家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机制 ,以完善我国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