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乡村生活的规则化治理：转型趋势与现实困境——基于X区乡村积分制治理方式的研究

当前在乡村治理领域，积分制治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验探索。X区的经验表明，乡村积分制之所以被广泛运用，关键在于乡村正面临着治理的生活化转型。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型事务进入正式基层治理范畴，倒逼村级组织开始尝试运用积分制这种规则化治理方式，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约束，以再造乡村有规则的生活秩序。但在实践中，这种规则化治理也遭遇了诸多深层次困境，主要体现为：农民的日常行为难以清晰界定、农村公域与私域的边界难以认定、村民自治与国家治理存在边界冲突,以及乡村内部去公共性的治理悖论等。这些困境折射了积分制作为一种规则化治理方式，其与乡村生活性质间的深层互斥，也提醒基层要把握积分制的治理限度。着眼于未来，优化乡村积分制治理要以重建乡村活力为前提，不断调适积分细则的内容，同时夯实积分制治理的村民自治基础与治理资源基础。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北大核心SSCI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现代人、民治与乡村治理——基于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视角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终点是"民治",那么以权利义务观念明晰的"现代人"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乡村治理着眼于长远的谋篇布局。而针对当下管控行政的权威危机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乏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只有实现两者的外在平衡,使两者真正内在融合,才能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改善乡村治理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缺乏官民充分沟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是村民分享政治生活、集体抵御国家权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宗族成长、植根于乡土中国、适应中国乡民的传统习俗，改造乡村必先改造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宗族死灰复燃的情况下，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更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70年来乡村治理的自治传统及实践动向

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实践,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形式变化,能否有效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施效果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宜州“党引民治”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正河池宜州市作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源地,自2013年以来,探索推行"党引民治"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了以"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拓展和延伸了村民自治机制,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中国农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日－５日，由民政部和卡特中心共同举办的“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怡生园国际会议中心举行，１００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美国前总统卡特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演讲。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介绍了中国村民自治的基本情况，民政部副部长李学举主持了开幕式，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张明亮介绍了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Ｍａｒｋ Ｓｅｌｄｅｎ介绍了海外学者对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情况，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主任介绍了中国学者对村民自治的研究状况。 研讨会分为１８个讨论小组、９个专题：村民自治的社会效应；村委会选举；两委关系；乡村关系；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村级权力结构；村级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决策；村民自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会议研讨的三个焦点问题是：民主选举、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研讨会实现了中外学者的交流、理论与实践的对话、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碰撞。这是一次成功的、富有成效的会议。本文就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予以总结：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研究的新思维与新方法

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与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在不断的进行变革,转型期的新背景要求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必须构建新的思维与创新新的方法。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