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矛盾发展

2008年3月22日，在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获胜，获得765.87万张选票，得票率为58.45％；民进党籍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获得544.52万张选票，得票率为41.55％。国民党自从2000年败选之后，重新掌握台湾政权，台湾社会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此次大选也是一个转折，政党势力的此消彼长，     

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动向与影响

2013年"白衫军运动"以后,台湾青年世代一反过去政治冷漠的常态,大规模参与"反核四"、"反服贸"、"巢运"等社会运动以及选举活动。本文以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理论为模型,系统论述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以往特点与近几年表现出的新动向,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评估其新动向将对台湾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两岸关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从2024年大选看印尼政党政治新特点

“五合一”的2024年印尼大选,是印尼民主改革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将对印尼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佐科总统执政近10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了“佐科时代”。在佐科总统鼎力支持下,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取得大选胜利,从中彰显了“佐科效应”。在本次选举中,年轻选民约占选民总量的52%,成为影响大选走向的“风向标”。此次大选也呈现出总统和议会选举选票分离、政党碎片化和政党卡特尔化同步加速、身份政治退潮和道德政治增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上升等新特点。总的来看,印尼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民主改革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政党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间选民与台湾选举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中间选民"的概念,一般认为是代表中产阶级价值,政治认同上表现为不走极端,以稳健的态度参与政治,或形成左、右派之间的中间力量,或形成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制衡力量。台湾的中间选民,除符合以上概念外,还具有投票自主意识强、较少"统独"意识、省籍情结与政党倾向等特征。[1]近年来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关注台湾中间选民现象,并探讨中间选民与岛内政治发展的关系,但是集中论述中间选民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中间选民与2012年"总统"选举为研究重点,并且从中间选民政治参与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未来岛内选举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弱势的埃及新总统

"海归"穆尔西并非兄弟会"老大",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扮演"政治统战"角色的公关代言人。而兄弟会的民意基础,也许并不像其在"新埃及"政治架构中所占份额表现的那样坚实。当地时间6月24日夜,埃及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穆斯林兄弟会所属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获超过1300万张选票,当选后穆巴拉克时代首任埃及总统,他也成为埃及有史以来首位平民总统,他的对手、前过渡政府总理沙菲克以约100万张选票的差距败北。     

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因素探析

影响当代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很多，从政治社会学视角观察，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外在因素，包括选举制度、政党动员能力、候选人实力、选举环境等。另一类是有关选民自身特点的内在因素，包括选民的社会背景、政治态度等。     

从2004年选举透视台湾的“中间选民”

在研究分析台湾选举形势时常常提到“中间选民”这个概念。所谓“中间选民”主要是指在岛内蓝绿两大阵营基本支持者之外的一部分选民。观察2004年台湾“大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在蓝绿两大阵营对垒、双方“基本盘”势均力敌且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约占选民总数20-30％的“中间选民”不仅是蓝绿双方全力争取的对象，其最终流向更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对这一部分选民的成分、分布、特点及投票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对于观察台湾的选民结构以及今后的各种选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台湾选举与经济、两岸经贸关系的关联性分析——以“五都”选举为例

随着政治选举制度的完善，选民根据经济发展现状及预期进行理性评估和“经济投票”。政党为获取经济型选票往往在选举前后调整相关经济政策或政见，从而出现“选举性循环”现象。两岸经贸关系已成为影响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与岛内选举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以“五都”选举为例，剖析台湾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及其对政党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关于台湾政治多元化的几个问题

观察台湾的政治演变过程，政治多元化一直是主题之一。就多元化发展过程来说，台湾政治近20年来变化巨大，与前期的20年相比有本质不同，与中期的20年相比有很大发展，现在还在继续演变之中。就多元化的主题和影响看，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政治多元化”继续演变，一方面是“台独极端化”持续蔓延，前者成为后者的借口，后者严重制约前者的进展，两者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台湾政治多元化的主要问题所在。     

日本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从各政治主体相互关系的视角

目前,在日本政治中,选民与政党的关系因利益集团的衰退而尚未固定下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是由于行政改革处在较大的变化之中,决策过程中的议员与官僚的关系甚至有些紧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尚未成型下的外交方向不确定选择也影响到国内政治的变化。因此,持续的政界分化组合引起的政权更替使日本政治乃至政局在一段时间内难以稳定下来。未来的日本政治体制将仍以一个较大的政党为中心组建政权,选民通过政策取向决定自己手中的选票,政党主导决策过程的趋势加强,市民组织型社会也有所发展,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     

李钟桂:从反共急先锋到青年交流先行者

今年71岁的李钟桂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20岁,她在台湾的知名,不仅在于她是马英九的老师,更在于几十年来她一直"与青年为伍,从事青年的工作"。5月17日上午,她在福州参加第七届海峡青年论坛,开幕式上,她作为主办方代表致辞,一番"震撼性"的发言,让台下听众感受了这位台湾昔日女性政治精英的"爆发力"。     

台湾“大选”选民投票行为的候选人因素分析

在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西方社会中，候选人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愈益重要．甚至成为选民投票抉择的决定性因素。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虽仿效西方选举政治，但自1996年实施“民选”以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选”）中，候选人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却因受选民既存的政党认同、“统独认同”以及其它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直接作用于选民投票行为的成分较少。     

台湾地区“第三势力”的发展与前景——从2022年“九合一”选举到2024年“大选”布局

台湾地区30余年的所谓“民主化”实践，形成了两党轮替的制度环境和两党主导的政治结构，并在历次选举中多次上演。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第三势力”发展空间受限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认知乃至思维定式。近年来岛内中间选民显著成长，国、民两大党实力对比失衡，“第三势力”自主性增强，为“第三势力”发挥影响力、谋求新突破带来新机遇。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新兴“第三势力”夺得新竹市，并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表现不俗，显示在一定选民结构、选举环境和选战策略的耦合下，“第三势力”具备打破岛内政治环境结构性限制的空间和实力；尤其是与传统“第三势力”的式微相比，实现地方执政且赢得14席县市议员更凸显了民众党的一枝独秀。当然，选举结果与民众党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成立时间尚短、基层经营不足、选举经验缺乏等，并不足以掩盖其发展势头。2024年“大选”和“立委”选举，是岛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和检验“第三势力”实力的重要节点，以民众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能否争取中间选民凝聚基本盘，提高民意支持度向选票的转化率，以及根据国民两大党的选举布局和竞逐态势制定正确的选战策略，将决定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角色...     

台湾“战后世代”的历史叙事、“国族”认同与行动——评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

近30余年来，台湾的政治、文化出现明显的本土化、台湾化趋势，如何理解这种趋势及其变化的底流成为两岸学术界共同面临的课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萧阿勤教授的新著《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一书，是近年以来台湾出版的探讨这一时期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著作之一。     

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行为的主要方面，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化的标志，然而过度的政治参与往往也是过度政治动员的结果。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参与随着选举活动的增加而不断扩张和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陷入高度政治参与的时期，这与台湾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相关。     

论台湾的“客家运动”

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岛内持续兴起了一场“客家运动”。这场运动由小而大，由弱变强，日渐火炽，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学术界很早就有人关注这场运动，并从运动、族群、政治、语言等多方面为基点展开论述，甚至还出现专门探讨这场运动的博士论文^①。但在大陆学界，至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就这场运动发生的背景、过程与表现、思想政治倾向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深入了解台湾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有所裨益。     

台湾社会选民结构分析

台湾社会选民结构分析张文生台湾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东方式的威权政治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以议会、选举及政党政治作为三大支柱，其中选举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方式，也是普通公民影响政府的唯一的、制度化的、最有效的手...     

连宋大陆行,台湾民意如何?

“立法院”选举后的变化2004年3月的台湾“总统”大选,寻求连任的陈水扁以2.8万多张选票的极微弱差距击败国亲候选人,尽管这项选举结果被泛蓝阵营批评舞弊,但当时台海两岸的学者几乎一面倒地不看好台湾未来走势,有的人甚至悲观地认为台湾当局主导的台独分裂活动若不踩刹车,台海终有一战。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信任危机对台湾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

信任危机一直是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的信任危机问题不断加剧，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更是将信任危机激化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这种信任危机的激化不仅表现为在野势力和相当部分民众对陈水扁执政当局的不信任，它还广泛存在于岛内各大族群之间、蓝绿不同阵营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民众与媒体、媒体与“政府”之间。尤其是这次3·20选举所引发的信任危机造成岛内族群对立分裂之严重，对民众心理伤害之深，对岛内政治生态发展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