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机制理性分析

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以地方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征地按土地的原用途补偿为两大基本特征,从而构成了土地管理上的利益驱动,并与兼顾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征地补偿存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与所有非农建设都要征地之间、土地补偿的低偿性与土地价值增值性之间、征地主体地位的强势性与农民利益保护脆弱性之间、征地建设谋发展与让被征地者分享发展成果之间等深层矛盾。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必须实行制度创新,从改革地方政府征地绩效评估机制入手,解决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征地补偿应体现土地的未来利益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并在实际征地中引发一系列社会法律问题。对这种制度的改革,除单纯提高补偿标准之外,更需关注土地的可增值性,关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立足国内征地补偿标准现状,尝试将原本的土地物质产出转化为长远的财产性收益,并借助国内相关的试点、有关学者的理论,最终确定土地的未来利益应作为征地补偿的标准之一。     

土地征用制度中农民权益损害的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耕地的非农化转移是不可逆转的。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的保护是必须关注的问题。现行的征地制度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剥夺农民利益,进行工业化积累是无奈的选择,其中农民的利益损害是巨大的。从征地范围扩大化、产权制度不平等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等方面,分析了征地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并且全面论述了耕地价值的构成。以2000年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为例,量化土地资源价值量构成,表明现行征地补偿中所显化的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只是其总价值中的一小部分平均,仅占到耕地总价的16%;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没有体现。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出发,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征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农地发展权视角下的我国农地征收立法改革

为化解农地征收中国家与农民日益尖锐的冲突,应当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引入农地发展权,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检讨与完善农地征收立法。农地发展权应当归属于承包该土地的农民所有。基于农地发展权,农地征收目的应当限定为公益用途,并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农地征收补偿应当坚持全面补偿并兼顾生存权补偿原则,提高现行农地征收标准,增加对农地发展权的补偿。     

对天津土地征收与安置补偿的思考

随着天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农村土地的征收势在必行。同时,由土地征收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天津市需要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安置补偿模式,完善土地征收管理体制。农村土地征收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土地征收安置补偿问题是失地农民确确实实面临的生计问题,关乎我们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制定合理的征地安置补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征地拆迁"如何走出困境

征地拆迁是目前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目前征地拆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补偿标准低,征地拆迁政策不断调整增加了拆迁工作的难度,一些地方的法院未能在征地拆迁诉讼中发挥司法救济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首先要科学界定农民土地所有权,对现行征地法律政策进行补充和完善,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要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政府要摆正位置,善于从征地拆迁的矛盾中摆脱出来,安置办法上,要重视房屋安置。     

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启示

学界对我国农村政策演进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大多以具体学科和领域切入,缺乏核心价值主线的内在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的地位和价值作出了充分肯定,形成了系统的农民利益观。对我国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民权益"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的权益诉求有着重要的启示。目前,农民仍存在土地权益短板、经济权益短板以及自主选择权益短板等问题。为此,一是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盘活经济和了解农民诉求中的作用,提升多维治理能力;二是需要探索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三是需要增加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支持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自主选择权益;四是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法》),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经营城市中失地农民的级差地租分配研究

在城市经营过程中,大量农民土地被征用,各地政府占有大部分增值的土地级差地租,而失地农民只得到了很少部分补偿。作为土地使用者和占有者的农民本应参与这部分新增级差地租的分配,但事实上,作为弱势群体的失地农民失地又失业,还失去最基本的家庭经济保障,新增级差地租也无法享有。本文就征地补偿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导致他们不能参与级差地租分配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欠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     

农村土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

2004年4月21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向外界透露,全国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98.8亿元,已经清还59.9亿元。目前,由国土资源部、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建设部、审计署组成的工作组,已经分赴全国各地,检查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没有法律制度的问题,而是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我国,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对农民的土地征用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修正案更是对土地的征收和征用补偿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表述。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拖欠农民安置费的现象呢?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     

公益性农地征收的界定与市场化补偿路向检视

近年来,征地的公益性界定模糊是我国农地征收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对公共利益内涵阐释和实践操作标准的确定争议不断。为消弭公益性农地征收立项的随意性和补偿的盲目性,在明确区分农地征收与农地征用的基础上,要廓清对公益性农地征收的认识。同时需要从坚持公开、公平与公正的价值取向,维护被征地农民土地存量权益,契合被征地区片经济发展水平,积极探索多样化就业政策,强化市场化补偿可操作性等维度对接和校准市场化补偿发力点,促使公益性农地征收与市场化补偿路向相耦合。     

The Political Value of Land: Political Reform and Land Prices in Chile

In this article, we argue that when patron‐client relations are grounded i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such as between landlord and worker, we should expect clientelism to influence not just how public policy,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work, but also how the economy works. We develop a simple model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clientelism when voting behavior can be observed. Landlords/patrons provide economic rents to workers, and in exchange workers vote for parties favored by landlords. As votes are used by the landlords to accumulate political rents, vote control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labor and for land. The model impli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ustralian ballot, which destroys this form of clientelism, should lead to a fall in the price of land in those areas wher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 are strongest. We test the predictions of the model by examining in detail the evolution of land prices in Chile around May 31, 1958, for which we collected original data. A characteristic of rural Chile at this time were patron‐client relations based on the inquilinaje system, by which a worker, the inquilino, entered into a long‐term, often hereditary,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with a landlord and lived on his landlord’s estate. We show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ustralian ballot in 1958 led to a fall of about 26% in land prices in the areas where thes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 were predominant.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下的农民土地权益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曾一度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前期思想与理论准备不足,其本身存在的缺陷近些年日益显现。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制度方面的诸多漏洞,导致了农民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无法享有法律在名义上赋予的农地所有权,从而在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各方面受到种种侵犯,最终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大胆改革现行农地产权制度。     

The Land of Henry George

Andrew McLaughlin: Regarding Nature: Industrialism and Deep Ecolog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Raymond A. Rogers: Nature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n Managing the Earth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4.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Luke Martell: Ecology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城郊土地管理困境:中央与地方的“土地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土地博弈"在城郊土地管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造成城郊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存在差异,分税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尚不完善等。而化解"土地博弈"的困境在于将农民纳入博弈之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制度,建立土地配额转让流通机制。     

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国是一个工业化还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工业、农业、城市建设还是其它方面,都对土地资源有较大量的需求。因此,在土地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如果能延长每块土地的可持续使用寿命和周期,就无疑等于增加了土地使用面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是和保护土地资源同等重要的问题。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俄罗斯土地立法及其问题概述

近年来,俄罗斯联邦从宪法以及法律的角度对俄罗斯土地及其相关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建立了一整套土地使用的有效机制.但是由于管理脱节等问题,俄罗斯的土地立法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