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刑事判例制度

刑事判例是指最高审判机关或者上级审判机关对同级或者下级审判机关在对刑事案件适用刑法过程中所形成的有效判决进行识别、整理、汇编而形成的对同级或者下级审判机关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具有事实上、业务上、制度上普遍约束力的指导、借鉴、援用和解释法律作用的范例。刑事判例的产生、运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就是刑事判例制度,包括判例的识别、适用判例的原则、规则和方法、判例集的汇编、公布以及援用等。该制度对刑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起弥补作用并且是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途径。它依托制定法,除没有法源外具有判例法的其他特点。     

案例指导制度的域外经验

英美法判例制度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参考作用，一是约束作用。参考作用，是指如果法院认为一个判例的判决原则或法律理念是正确的，法官在审判时可以适用这个案例。而约束作用，是指如果法院认为一个判例是错误的，但按照法律的规定，该判例对法院有约束力，那么，法院即使认为这个判例是错误的，仍要遵从这个案例。     

醉驾:“一律入刑”还是“区别对待”

如何合理划定"醉驾"犯罪圈的大小,"一律入刑"与"区别对待"两种见解存在实质性分歧。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司法不可逾越的屏障,司法机关应该通过"一律入刑"呼应其明确性要求,同时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在实践选择的位阶上应该以文本映射的主观主义优先适用;刑法总分体系需要刑事立法与司法进行一体化贯彻,在刑事立法已然兼顾总则要求的前提下不能通过"区别对待"再次限缩分则罪名的适用范围;"一律入刑"的主张不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要求刑事司法必须坚守这一法治立场。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是在法权观念的变迁过程中 ,由观念发展到判例 ,再发展到成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的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 ,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 ,是指导、评价民事主体正当行使权利、立法以及法律解释和补充的准则 ,也是赋予司法裁量权的依据。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权利社会性的要求 ,因此 ,权利滥用者对其行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行政法案例的范畴及价值研究

行政法案例是指发生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由行政法的适用行为引起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被封存的那些案件。其对行政法治实践而言,具有厘清行政法关系、选择行政立法进路、对行政法适用提供参照和整合行政法实现的价值。对行政法学科体系而言,具有决定行政法学科体系宽度、深度、厚度和硬度的作用。行政法案例的主要类型是:作为行政判例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赔偿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复议的行政法案例;作为权力机关监督个体的行政法案例;作为公务员纪律处分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处理的行政法案例。     

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之刑事责任新探——从“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欠缺合理性与合法性,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的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作出正当的个案裁判为己任,在审判中真正做到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论我国侦查程序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侦查法治是程序之治、规则之治,更是“良法”之治。科学、合理的程序规则,在形式上应具备以下特征:规则清晰、明确,规则无内在矛盾,规则可循,规则逻辑结构完备,规则体系完整等。以“良法”之标准审视我国现行侦查程序规则,其明确性、协调性、完备性、可循性等均存有缺陷。为推进侦查法治化,亟需对这些缺陷加以改进和完善。     

为判例制度正名——关于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思考

我国当前并无明确的判例制度,但实际上存在着＂近似判例制度＂,如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这些制度有诸多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建立判例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使判例制度与法律方法相结合,使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我国应当构建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审案的人民法院共同制作判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的判例制度,这是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关键。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我国“案例公布制度”的实证考察及其启示

自198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采用《公报》的形式定期向国内外公开发布典型案例,以为下级法院在审判同类案件时"提供范例"。但"案例公布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初衷。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同案差异性审判、同案的重复性审判、案件的机械性裁判和地方法院各自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案例公布制度"自身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所致,因而需要在制度层面予以完善。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WTO的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WTO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可以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对WTO涵盖协议进行解释。作为争端解决报告的一部分,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但由于WTO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先例效力;然而却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由于争端解决报告在事实上的先例效力,引发了关于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争端解决机构超越权限进行法律解释。     

论双重犯罪原则之实质类似说

双重犯罪原则是引渡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引渡请求所指向的行为只要依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两国法律达到实质类似 ,就以为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从国际刑法学的角度 ,论述了在对国际犯罪进行引渡的过程中 ,双重犯罪原则之实质类似说的具体适用需要把握的若干问题 ,认为实质类似说与罪刑法定主义并无冲突 ,也不会造成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背反 ,它与普遍管理原则所引申出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能够达成协调。另外 ,认为实质类似说体现在定罪和刑罚两方面 ,各国对可引渡之罪的标准从列举式到淘汰式的演变也表明了国际刑事立法对该说的确定     

合同解释制度的法理分析

现代合同法解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合同解释的目的不是纯粹的认识和描写,而是重在其规范的机能,即决定判决的基准。在合同解释实践中,法官是在运用而并非是援用解释规则。合同解释规则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但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规范,并形成合同解释法律制度是与解释学及法学理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

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调解退化成一种基层社区自治的制度和司法程序中"依附于"判决的制度.在大型有组织社会,发达的调解与人治并存;判决的权威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东方发达的调解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先进文化,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制度原因.解放后我国调解的走俏正是我国的人治社会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判决的短期走强是社会法治冲动的产物.强制性调解构成对法治基本价值的损害.既然我国已经选择了法治之路,我们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坚持调解的自治与自愿原则,并对调解进行法律规制.     

判例: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兼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法和成文法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然而,作为一种创制法律、解释法律的技术方法而言,判例法与成文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来自法官个案司法经验总结的判例法,由于其独特的直观性、灵活性,可以弥补大陆法系成文法适用与解释之不足.成文法亦是我国的传统,借鉴和移植判例制度,有助于克服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灵活性和公正性.尤其在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使得判例制度的引进和重构成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路径.     

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重新释读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持续发展的情势下 ,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重新释读十分必要。作者认为 ,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包括法律上的实体纠纷事实和程序上的事实。法律上的实体纠纷事实具有集客观性、正当程序性、主观性于一体的性征。而对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奉行 ,要求我们特别关注法律的局限性与法官的能动性问题 ,探究有关法官基于自由裁量权补充发展法律及其与以法律为准绳的关系。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可以指引法官充分认识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并具有对法官能动司法过程的程序保障和规制的重要功能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New Egyptian Constitu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aning of the rule of law for Egypt after Mubarak. In Egypt,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ratifying a new constitution was overseen first by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SCAF), then by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Morsi and by SCAF again, when the army moved to depose Mr Morsi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arty. The writing of the Egyptian constitution has undergone several iterations since 2011, each time slanted towards the interests of those in powe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any country must first be secured in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ich should guarantee that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that no person or group has a privileged status. Does the latest Egyptian constitution meet this most basic of criterion of the rul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