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来的浙江当代文学

在20世纪浙江文学的背景下,浙江当代文学承续令人瞩目的现代辉煌,具有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率先发展的先天优势。但出于种种原因,浙江当代文学总体上是相对沉寂的,文学“浙军”领先全国的优势日渐弱化。而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使浙江当代文学与全国文学一起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何以化解“危机”？浙江当代文学应该抓住社会转型期重振“文学浙军”的难得机遇,坚守文学本体,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同时,在文体上突破传统模式,适时、适度地向新的文学形态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当代文学亦应有选择地朝着通俗性、娱乐性、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再者,浙江当代文学要继续立足地域文化,更多地关注当下现实,凸显浙江特色,并努力实现对吴越文化的审美超越。     

当代文学女性创伤叙事的三个维度

女性创伤叙事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作为文化记忆的创伤、作为认同困境的创伤和作为个体体验的创伤是当代女性创伤叙事的基本图景。那些具有大事件性质的“缠绕式”的创伤是历史的骨架和关节;历史演进中各种新的创伤是具有时代症候的特质呈现;历史和时代之外的个人创伤构成历史骨架之外的血肉和脉络。当代文学的女性创伤叙事呈现出三个可能的维度,从女性创伤出发,又超脱出性别的界限,将女性创伤叙事的视野和层次提升到两性、国民甚至人类的高度,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情怀,显现出更为广阔的形态。     

叙事竞争与中国“一带一路”叙事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原则、目标、愿景等日渐清晰具体,中国“一带一路”叙事内涵不断丰富,体系日臻完善。“一带一路”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标识,并成功融入世界叙事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在国际舆论场上不时面临叙事竞争,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在不断强化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通过再情境化、角色重塑、情节重置等手法,与中国展开全面系统的叙事之争,以建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阻碍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进程,为提出“一带一路”的竞争性替代方案提供话语支撑。面对复杂多维的叙事竞争,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叙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提升叙事黏性和传播效果,利用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的契机和后续影响,及时有效化解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不实论调,构建好“一带一路”叙事,做好国际传播,扎实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使“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论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形象

男性作家创作中有两种颇为极端的女性形象:“女巫”与“天使”。围绕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形象,从男性审美理想的再现、虚假的女性镜像、规范与压抑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男性文学中不自觉的男性立场,继而有利于女性认清自己的生存境遇,同时也有助于男性作家的深刻反思。     

再论法律的民间叙事

法律的民间叙事,不仅意味着民间法是其当然的叙事对象,而且表明官方法也是其叙事对象。民间法作为法律的民间叙事对象理所当然,而官方法作为其对象,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对官方法自觉的接受,从而其实质已经从官方位移到民间,成为民间规范交往、日常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是民间并未接受官方法,从而以消极或积极对抗的心理和行为对待官方法。法律民间叙事的基本方式,既有有行动的叙事、也有言说的叙事,还有书写的叙事。这三种叙事方式交互作用、共同支持法律的民间叙事。     

文学公共领域与当代文学期刊

当代文学期刊作为文学公共领域重要场所,虽然正积极地发挥着社会良知的作用,但同时也受到了市场经济与权力体制的双重压迫.当代文学期刊的出路就是在均衡市场经济与权力体制的两种力量的同时,积极探索复兴文学公共领域的生活世界与私人特征之路.     

伦理理性、伦理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兼与贺绍俊先生商榷

中国的理性是一种伦理理性 ,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这种理性对于文学显在的和潜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深入探讨伦理理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思想文化之上的伦理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浅谈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素质教育

当代文学作为当代文化和当代精神的载体,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当代大学生健全、理想的人格也就成了摆在高等教育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当代文学教学应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建立开放、多元的课堂教学体系,将人文精神一点一滴地渗透进学生的心灵之中。     

茅盾与左翼都市叙事中的欲望表达

作为左翼都市叙事的范本,《子夜》的叙述焦点已不在个体的命运和精神历程,而是转向了有关中国社会的宏大叙事,它对都市生活中欲望的书写方式也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变异,非个人的集体成了都市叙述中的欲望主体。茅盾试图将以个人欲望为枢轴的都市叙事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叙事扭合在一起,达到一种综合。然而,在很多情形中,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无法重合,即便作者勉强将它们叠合成一体,不谐和的裂缝依旧随处可见。     

当代文学“天使”书写与日暮途穷

天使和妖妇一直是男性作家书写女性形象的两个典型,它反映了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规训要求.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指出当代文学女性形象"天使"书写的特点以及其90年代后日暮途穷的走向,并分析其本质原因所在.     

叙事与青春期的自我形成

叙事心理治疗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自我的体现,自我可以通过叙事而得到发展。青少年自我的形成会面临诸多困境与矛盾,心理治疗和教育需要为青少年提供叙事的机会,心理和教育工作者及父母应成为他们叙事的共情听者,促进他们建构出流动的自我故事。     

政策科学中的叙事政策框架及其研究前沿

叙事政策框架(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是在叙事学与公共政策分析日益融合背景下,运用政策叙事分析和解释复杂性公共政策过程的一种全新的政策过程理论。对叙事政策框架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批评与回应、理论融合探究、实证案例分析3方面;现有创新性研究方法运用的分布特征可归纳为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因果理论假设的完善和检验、框架的完善和发展都将是未来NPF研究重点探讨的主题。     

叙事与青春期的自我形成

叙事心理治疗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自我的体现,自我可以通过叙事而得到发展.青少年自我的形成会面临诸多困境与矛盾,心理治疗和教育需要为青少年提供叙事的机会,心理和教育工作者及父母应成为他们叙事的共情听者,促进他们建构出流动的自我故事.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

在全球化和各种"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并没有衰退或丧失,却在一个潜在的"世界性"背景下展示出中国生活和民族性格的特征。全球化文化思潮和文学的"民族性"之间既是侵蚀和被侵蚀关系,也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后者是在和前者的不断冲突和矛盾中被显化。作家对文化之间碰撞的感受力成为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关键。     

论文学中的傻瓜叙事

本文探讨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傻瓜叙事这一文学事实,重点揭示蕴藏其中的文学理念、创作动机以及独特的叙事价值,并总结和归纳出傻瓜叙事的三大意义,即:对非理性领域的勘探、对人性的正本清源、对叙述的探索和创新.     

徐坤小说智性叙事中的解构与建构

徐坤的小说善于运用其独特的智性叙事策略,以戏谑的手法揭示新的历史时空下男性"精英"文化的败落,解构男权文化,试图构建新的话语秩序.在其小说<含情脉脉水悠悠>中,作者利用女性弱势地位和非"精英"的大众视角,以俗克雅,以弱胜强地揭示了后工业时代"知识"分子固守自己的"精英"地位,无力挽救逐渐被边缘化的历史处境的尴尬状况,以主体性的姿态向男性"主流"话语挑战,建构了女性叙事策略.     

“坚持人民至上”的话语叙事及世界意义

“坚持人民至上”的话语叙事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丰富与发展,始终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过程。此外,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叙事所秉承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给出了中国方案。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博爱意识 ;二是原罪与忏悔意识 ;三是基督教文化对人类命运的探幽深度的延伸 ;四是牺牲与救世精神 ;五是视上帝为审美对象 ;六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释文化的融会。     

生命叙事在道德教育中的应用

生命叙事是一种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道德教育方式,它具有自我性、日常生活性和生成性的特点。它产生教育作用的内在机制在于:叙事过程中故事本身内在的教育价值,道德学习的特点。教师在道德教育中采用生命叙事应注意如何选择故事及叙事“视点”和方式。     

论《呼啸山庄》独特的叙事结构

《呼啸山庄》的叙事结构十分独特,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打破时间顺序的叙述。作者以对人性的探索为主线,为我们展示了人性逐渐堕落,以至冻结,最终复苏的全过程,告诉我们“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种独特的结构深化了主题,也给这部小说以无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