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

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党派政治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从而使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试论外国院外集团活动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对外政策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国外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各种代表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外国院外集团为维护各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利益 ,通过委托美国游说公司和具有特殊背景的人作为代理 ,在美国设立官方、民间机构 ,争取美国内具有共同利益的特殊集团的支持等方式进行院外活动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因此 ,外国院外集团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东蒂汶等国时,当地民众团体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对慰安妇给予赔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战争与战争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然而对于站在新世纪人口处的日本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却依然现实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东亚政策对日本赔偿政策的影响出发,阐明日美应承担的责任,分析"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的对外赔偿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是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结果之一,配合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开展,亦使得日本推行"赔偿外交"成为可能。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演变

随着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扩大和深化,库尔德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正式进入美国的外交考量。基于伊拉克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局势演变,库尔德问题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更具有长期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为起点,1991年海湾战争为关键节点,库尔德禁飞区设立为重要标志,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可分为海湾战争前和海湾战争后两大时期。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在该问题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本质上只是美国处理和伊拉克及中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美国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战略、中东利益、对伊拉克政策和地区形势的具体变化,不断调整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谋求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CSSCI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传统对华关系中的"接触政策"的基本要素已被放弃,中美关系究竟是走向对抗还是能够依然稳定和协调发展,尚难逆料。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出现"范式变化"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中国心态和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定义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未来,继续推进中美贸易谈判、解决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性条件。应对和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仍需"以我为主"。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中国政府与“保护的责任”辩论:基于安理会相关辩论发言的分析

近年来,"保护的责任"的理念迅速发展,对中国外交传统话语构成了挑战,已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热门议题。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辩论中的表态,以及达尔富尔、利比亚、叙利亚等关键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以编码聚类与词频统计的方式,归纳了中方话语调整的基本特征,凸显了其延续性与灵活性。文章认为,中方巳形成了对"保护的责任"有条件的支持、强调对其应用进行适当约束的基本立场。在相关辩论中,中方论述集中于如何"负责任"地实践"保护的责任"。伴随事态发展,话语焦点也从"有条件地适用"转为"反对滥用"。中国政府力图防止因"保护的责任"概念过快发展而对国际秩序与自身利益构成冲击,并努力推动"负责任保护"的实现。中方无意对抗或颠覆国际人道秩序,相反还是其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浅析

布什执政初期,其对台政策在"协防"台湾、对台军售、"一个中国"等六大方面,做出了向台湾当局倾斜的较大调整。然而,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中美关系改善和岛内"台独"升级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使其对台政策基本上回归到其前任政府的基调上。而且,因陈水扁"法理台独"的冒险行为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政府还主动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对岛内分裂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及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不断突破传统的变化过程。相应地,美国对欧洲事务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虽然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其两个核心成分和目标却得以延续和保留:即防止欧洲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霸权,以及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当前美国的对欧政策仍在调整,对欧盟既合作借重又制约防范将是主要趋向。     

强化霸权之基:美国“粮食喂养未来计划”评析

针对2008年至2010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和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推出了面向贫困国家的"粮食喂养未来计划",开展了向受援国增加农业贷款和粮食供应、与受援国开展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受援国粮食贸易体系等一系列援助活动。尽管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国国家利益的局限、私人企业的趋利性和转基因技术引发的争议影响了其实施效果。由于无法解决土地等资源分配不公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且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而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该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受援国面临的粮食危机。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但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孤立主义仍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出现新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最少介入";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继续减少国际介入,避免承担国际责任,同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移民政策。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源于美国国内对自由国际主义实践结果的不满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也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论晚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的保护政策

1860年以后,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政策,并采取了在华侨居住国设立使领馆、与有关国家签订双边条约及规定等措施。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种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东南亚华侨的利益,应予肯定。     

美国与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

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构建是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意图和目标就是:凭借强大的航空权力和综合实力优势,主导战后国际民用航空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拓展美国的全球航空利益。为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对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政策筹划与制度设计,先后提出了"罗斯福备忘录"、"3·24备忘录"等政策计划。此后,美国以其政策计划为基础,积极敦促有关国家参与国际民用航空谈判,最终推动了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美国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及未来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美国政府、国会和部分战略界人士把应对与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特朗普政府把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作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维护在数字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努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力提升网络军事能力。相较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进攻性更强,客观上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在"美国优先"和"以实力谋和平"的思想指导下,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处理网络空间事务,其激进的网络战略强化了大国博弈和网络威慑行动,同时也导致全球网络治理进展缓慢。尽管美国力图在数字空间建立持久的优势,但它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试论美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

美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即会议酝酿和筹备初期、会议筹备的高潮时期以及"6·19政变"后会议成为强弩之末的时期。美国始终认为会议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应予遏制。美国政策的核心是确保尽可能多的温和国家与会,特别是确保南越和韩国与会,以防止会议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同时在会议期间遏制中国和苏联,特别是中国。美国、中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形成了一种三角对峙局面。     

“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美欧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激进的执政理念及其提出的颇具颠覆性的对外政策主张,令欧洲对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担忧。在美国利益第一的原则下,特朗普将通过施压和采取"交易式"方式同欧洲在诸多领域讨价还价,寻求利己的解决方案。随着潜在分歧与摩擦的增加,美欧关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趋于紧张,但紧张程度仍将被控制在双方可承受的范围内。考虑到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未变以及欧洲盟友对美国依然具有全球战略价值,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经过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会以稳定为主基调。特朗普对欧政策的实施将受到国内因素的一定制约,这也将有助于确保美欧关系处于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