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署名权”应改为“保护作者身份权”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拟定的"署名权,即决定是否表明作者身份以及如何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的表述,都以偏概全,名不副实。其实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表明作者身份权又是保护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建议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将"署名权"改为"主张作者身份和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的保护作者身份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人身权应当由保护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与发表权共同构成。     

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

危机管理需要高效动员机制的支撑.相当长时期内政治动员成为我国危机管理的主要动员模式,这时的动员是一种"对社会动员"."由社会动员"在危机管理中不仅必要,而且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条件下,把政治动员作为危机管理动员的主要模式,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随着共产党执政方略向依法治国的转变、社会的逐步成熟以及有限政府模式的确立,使得危机管理动员从政治动员为主的"对社会动员"模式走向以社会自主动员为主的"由社会动员"模式具有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无私”到“隐私”——论我国隐私权观念之变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隐私权的确认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律事件,还是一个昭示时代精神转变的历史事件。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从宣扬＂无私＂到习惯＂疑私＂再到接受＂隐私＂,这是对人的自由的肯定。自由是当代法律的精神所在,也是隐私权制度的核心价值,换言之,隐私权就是自由生活的权利。     

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

"主、客二分"和"主、客一体"这两种范式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基本观点是"主体=人、客体=物",后者的基本观点是"主体≠人、客体≠物"。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彻底克服"主、客二分"范式的逻辑弊病,发扬"主、客一体"范式理论优势的需要;是发展环境资源保护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是告别旧时代,信任和投入新时代的需要;是学科健康发展、深化科学研究和创新的需要。     

论"因诱之罪"应如何定罪——以有限肯定诱惑侦查为前提

诱惑侦查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并在实践中推广开来。诱惑侦查的价值虽然颇受争议,但大部分人都认可诱惑侦查在一些无被害人的案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应当在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上加以进一步规范。同时,诱惑侦查这一诉讼手段在实体法上会产生相应影响,由此产生的"因诱之罪"的未遂、预备犯罪形态,与一般犯罪主体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有所不同,所以处罚时应当适当予以减轻或从轻;"因诱之罪"中的既遂、中止形态,由于司法机关的主动引诱而应相应减轻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     

从“抽象证明责任”到“具体举证责任”——德、日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日本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发展沿革及最新趋势显示,客观(抽象)证明责任的主导地位正在被能更好解释诉讼证明实践的具体举证责任概念所取代。这一趋势启示我国民事证据法的研究重心也应转移到以表见证明、摸索证明、事实推定、阐明义务、证明妨碍等制度为主要论题的具体举证责任领域,以这一理论指导司法实践以实现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信息最大化与诉讼公正。     

谈乞丐“说话”的权利

听证制度这一源于英国古老自然公正原则的程序制度,作为程序法治的核心而载誉悠久,影响深远。何来听证制度有如此之盛誉呢?其关键就是:任何人在受到不利裁决之前都有申辩的权利,即“让人有说话的机会”。如此说来,不是听证制度好,而是如何让人“说话”制度备受人们的青睐。现代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     

“依法执政”考辨

依法执政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与法律问题.执政是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用以连接二者的活动,依法执政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背景之下并不成为问题.在当代中国,由于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讨论依法执政的意义才较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宪法政治、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为前提和条件,并需要解决执政党与国家的分开、调整自身地位、从政治思维转换为法律思维等难题,才能实现依法执政的基本目标.     

对“宪法——富强”思维范式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完善了保障财产权的法律法规,使人们获得了广泛的经济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安全,这不仅向立宪主义的价值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且使我国获得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并验证了个人自由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机动车“登记对抗”质疑-《物权法》第24条解读

《物权法》第24条确立的“动产登记对抗”主要是侵权法司法实践推动的结果。缺乏物权理论上的论证演绎。这一制度不仅没有自身的理论根据,还导致了物权基本概念使用的混乱,且在司法实践中除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外并无任何实益。结合我国长期以来机动车登记制度的实践及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不宜将机动车登记作为物权公示的方式,而仅是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对《物权法》第24条亦应重新认识。     

法学视野中"人民币"改称"中元"的必要性论析

在近年的"两会"上,部分政协委员分析了"人民币"名称的缺陷并提出将"人民币"改称为"中元"的合理性.但他们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或只是感性地提出这一问题,从法律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的还不多见.从民法、商法、经济法、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等视角审视了"人民币"改称"中元"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得出初步的结论.     

信息公开与法治政府--从"非典"到"禽流感"的启示

20 0 3年“非典”引发了社会普遍的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关注 ,尽快建立健全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一年以后 ,“禽流感”又在亚洲蔓延 ,所不同的是 ,由于政府及时将有关疫情向社会公开 ,我国并未出现“非典”时的恐慌和混乱 ,民众对政府充满信心。可见 ,信息公开对于建设公正、透明和信赖保护的法治政府有着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还存在一定的缺漏 ,急需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     

谈谈运用"银行凭据"办理贿赂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涉嫌行、受贿犯罪的案件往往是只有"一对一"的口供,很难形成牢固的证据锁链.怎样克服,怎样解决,怎样找到突破口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此项工作的检察官们所思考的问题.本文对行受贿犯罪中,最有影响的大额行受贿犯罪初查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银行凭据的使用做了具体得分析.一、目前大额贿赂案件要加大初查的分量.二、企业和经营者作为大额贿赂的行为主体,他的行贿目的是为了自己或自己企业巨额贿赂投资的回报,行贿是其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步骤.三、揭露贿赂犯罪首先要了解行贿企业的经营活动,了解企业和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初查阶段最秘密的方法可通过银行凭据.四、银行凭据怎样取得.五、银行凭据属于证据学里面的间接证据.可以丰富"一对一"大额贿赂案件的证据锁链.     

Teaching "street law" to the criminally insane

A course in "Street Law" was taught to forensic patients by law students, following a format used by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Although the course has been taught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inmates of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mental patients found not guilty of crimes by reason of insanity.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course was marked enthusiasm shown by patients who, through long institutionalization, had become apathetic, indifferent, and despairing. Their readiness and ability to learn brought to mind a couple of old sayings often heard around mental hospitals, "I may be crazy but I'm not stupid," and "Sometimes you can't tell the patients from the staff." The staff of at least one ward has picked up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use as a central theme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not abandoning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shifting the emphasis from therapy to teaching as a way of getting the patient's interest in his own rehabilitation. Judges, reviewing cases for release, have looked quizzical when the pati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 "law course" has been used as evidence of satisfactor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