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确立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的必要性

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劳动报酬是罪犯劳动权的体现；从罪犯人权的角度，劳动报酬有利于保障罪犯人权，在预防罪犯重新犯罪上起着积极作用，它是赔偿被害人的需要，劳动报酬基础上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体现了保障人权价值目标。     

非人格化与罪犯改造

非人格化是罪犯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可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从犯罪控制角度而言,国家与社会对罪犯也有一个非人格化过程。阻却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罪犯的非人格化,对于彻底矫治罪犯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刑事被害人补偿,又称刑事损害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因国家司法机关始终没有找到罪犯或者罪犯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等情况,而由国家对被害人予以一定金钱或物质的法律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权益的保障强于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必要构建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从确立补偿原则、国家建立专项补偿基金、规范补偿程序、范围及补偿标准等方面构建。     

浅议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本文通过对邱兴华案、马加爵案的观察,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罪犯无力赔偿致使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恢复的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议,论述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客观要求、建立的意义及现实可行性。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思考

刑事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往往很难从罪犯那里获得实际赔偿。为了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恢复其所受到的损害,国家补偿制度应该成为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无法获得救济时的另一有效解决机制。     

认识决不能停留在经验上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例如:(1)在凶杀案中,犯罪分子用刀斧将被害人砍得面目全非,这表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有刻骨仇恨,一般认为是仇杀。(2)罪犯分子实施犯罪后,不慌不     

试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

由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制度在36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法典》中便已经有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区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量的银子。此后,政府补偿逐渐被罪犯赔偿所代替。从19世纪开始,以意大利学者菲利和加罗法洛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认为,犯罪被害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得到赔偿便转而通过犯罪以维持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因此,该学派建议应该由国家对这部分犯罪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但因当时各国经济实力不济,该建议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被害人学的…     

命案被害人分析初探

犯罪与被害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具有因果制约性而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分析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包括被害状况、职业身份、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经济状况,案发所在地点、场所、时间与被害人的关系,为何被罪犯选中等,分析被害原因,有利于选择正确的侦查途径,缩小侦查范围。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设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标志，我国加强了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的人权保障，彰显了法治的进步。然而，对于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一直是刑事司法活动的薄弱环节。当面对一份份生效的法律判决，将犯罪行为人绳之以法而大快人心时，另一面却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得不到赔偿而生活困窘，甚至家破人亡。人们戏称如此附带民事判决为“法律白条”。重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强化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是刑事法律现代化之必需。故而，确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在今日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文章从该制度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出发，浅要探讨设立该制度的框架。     

刑罚与赔偿互易之博弈论衡

刑罚与赔偿互易是指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相互转化,其本质是国家、被害人与罪犯的博弈：犯罪人在满足被害人求偿愿望的同时,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国家也因此节约了行刑资源。要使得这种博弈实现利益最大化,应当明确这场博弈中的利害关系主体,并明确这些主体的利益需求,将其设计成类似于合同订立的＂要约与承诺＂模式。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根基及其实践价值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对罪犯进行矫正的开放行刑模式。我国的社区矫正历经孕育与诞生两阶段后,目前正日渐成长,是因为有哲学、政治学、刑法学等为其提供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且在实践中其也能为罪犯、被害人、司法机构等带来诸多的实践价值。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最近几年的几个典型案件体现了我国犯罪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罪犯无力赔偿致使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恢复的现实问题,限于中国国情,结合相对合理主义的观点,中国应建立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接轨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试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现代罪犯矫正理念的趋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新时期的罪犯矫正工作,应当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监狱工作实际,努力提升新的罪犯矫正理念,即坚持程序正义、个案矫正及功能恢复等。人权保障强调不仅要在矫正过程中保障罪犯多项权利,更要充分关注被害人的权利维护;程序正义是监狱矫正工作中的首要体现,依...     

论美国刑罚目的对损害赔偿制度的影响

美国刑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除了对被害人有利,还可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威慑和矫正目的.构建中国刑法的损害赔偿制度,应适当吸收恢复性司法理念,在补偿被害人的基础上,将特殊预防中的改造罪犯作为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兼顾刑罚的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     

试论刑事被害人在犯罪形成过程中的责任

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自由意志活动的产物,是罪犯单方面的一元活动,而把被害人在犯罪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基本搁置一旁,忽视作为罪人对立面的被害人的意志活动。这样研究犯罪现象,探查犯罪原因以及设定预防策略,其结论必     

试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

由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制度在36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法典>中便已经有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区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量的银子.此后,政府补偿逐渐被罪犯赔偿所代替.从19世纪开始,以意大利学者菲利和加罗法洛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认为,犯罪被害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得到赔偿便转而通过犯罪以维持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因此,该学派建议应该由国家对这部分犯罪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但因当时各国经济实力不济,该建议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英国著名的监狱改革家、法官马杰里·弗赖(Margery Fry)女士于上世纪50年代使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制度在盎格鲁撒克逊法系中又复活了.由于她的努力,英国政府于196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不同的补偿方案.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的新西兰于1964年在世界上最先制定了<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英国随后也制定了<犯罪被害人补偿纲要>,此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在该法中也确立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罚执行的理性跨越——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我国社区矫正结合之路

现行刑事司法控制犯罪无能为力的现状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恢复性司法,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借鉴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对社区矫正的决定和执行制度上做出了很多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重视社区、重视特殊预防、坚持以人为本等特性决定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社区矫正的可能性。恢复性司法关注被害人、社会和谐的重构及多元主体参与协商沟通,而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仍然是围绕着罪犯矫正。在我国的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应当完善措施,更加注重被害人、社区和罪犯合法权益的维护,尤其是流动矫正对象的权益的维护和发展。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限额赔偿原则的提倡——从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说起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以后则更难。照搬适用该司法解释不但造成执行难而且还有许多弊端,如空判现象严重、违背责任自负原则、不利罪犯复归社会等。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应适用限额赔偿原则,辅之以国家补偿制度,多渠道弥补被害人损失,着眼于恢复正义的实现,有效控制社会犯罪总量,以求得国家、社会、被害人、被告人多方利益最大化之结果。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以后则更难。照搬适用该司法解释不但造成执行难而且还有许多弊端,如空判现象严重、违背责任自负原则、不利罪犯复归社会等。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应适用限额赔偿原则,辅之以国家补偿制度,多渠道弥补被害人损失,着眼于恢复正义的实现,有效控制社会犯罪总量,以求得国家、社会、被害人、被告人多方利益最大化之结果。     

略论被害者调查

被害者调查是对各种被害人展开的调查工作,其资料包括被害者数量资料、程度资料、基本情况资料、与罪犯关系、受害过程及相关物品资料等六个方面,要明确目的,设计科学的方案,选用适当的方法,最后是精心整理材料,从而形成调查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