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贪污贿赂罪立法中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加上分则中其他适用该章有关规定的条文(第163条第3款,第183条、184条、185条、271条、272条各第2款),共同构成了贪污贿赂罪的刑事立法体系。总的看,在刑法典中专章集中规定贪污贿赂罪较以往在立法中更明确、更具体,有利于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但是,由于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刑法三大原则,规定和完善了许多制度,法律条文尤其是分则条文大幅度增加,造成一些分则条文在体现总则规定时不一致、不协调,分则条文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给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带来许多困难。本文仅就贪污贿赂罪立法中的不足作些分析,以期促进贪污贿赂罪立法上的完善。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及标准的实践把握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非法口供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辩方提出-控方证明"总体上具有合理性。鉴于非法证据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及标准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辩方履行非法口供争点建立责任的限度,二是控方完成非法口供证明责任的标准。     

刑法第395条第1款中的“说明来源”性质——兼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

学术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问题的分歧根源，在于对实体法规定的把握不确，其焦点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说明来源”性质。该款前半段是立法者为拥有“差额巨大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创设一项实体性行政义务——即“说明来源”，该义务同时也作为后半段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行为（不作为）中的前提性作为义务，前、后半段一起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完整罪状和罪刑规范。而“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是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基础的客观行为要件，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证明的对象”，而不是“对象的自我证明”。该行为要件不产生任何“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含义和不产生证明责任“例外”分配的效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     

正当防卫之司法证明浅析——以一起案件为切入点

从正当防卫的法律意义上来看,控方应该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辩方的证明责任是相对的,控方的证明责任是绝对的。在具体的司法证明过程中,根据案件证据的具体情况,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转移。辩方承担正当防卫的"程序启动"的证明责任,控方则最终承担正当防卫实质上的证明责任。     

我国“国家有关规定”规定的立法完善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中含有“国家有关规定”字样的条文非常多,将这些条文进行粗略的分类,按照涉及技术类规范制定、引导法律适用、另行引用专门规范、作为兜底条款加以引用、涉及细化规定等可划分为5类。在不同的分类中,“国家有关规定”规定的效力不同,有的是绝对有效,有的是相对有效,有的则是模糊不精。必须在保证立法科学性、合法性、民主性的前提下对现行含有“国家有关规定”字样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清理,同时在新制定法律法规时要分清情况,慎用“国家有关规定”字样的规定。     

涉罪居间交易毒品行为的定性与证明

针对涉罪居间交易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公安司法机关通过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逐步提出了“设置判定要素、分类定性处理、控方负责证明”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意见。但是,有关意见的要求不仅是毒品犯罪现状下侦控方难以完成的任务,还在刑法理论上不合理地突破了运输毒品罪、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并进一步在诉讼程序方面造成了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混乱。面对国内严峻的毒情形势,对涉罪居间交易毒品行为应当采取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合理确定证明对象,科学设置证明责任。现阶段应当先由被告人提供合理线索,再由控方履行有关证明责任;出台新的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将有关情节的证明责任交由辩方承担;如果国内毒情形势没有明显好转,可考虑对居间交易毒品行为一律以贩卖毒品罪或运输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空白罪状概念之正本清源——兼论与法律评价要素的界限

所谓空白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成立犯罪所必备的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由其他法律法规补充的类型化表述。空白罪状必须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应当存在"违反……规定"等类似表述,实质要件是指规定空白罪状的条文构成犯罪所必备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需要参照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空白罪状与规范要素中的法律评价要素存在不同,空白罪状重在补充,而法律评价要素重在解释。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探究

证据合法性证明应当包括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取证方式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四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应采取动态证明责任分配，包括被告人的疑点形成责任和控方疑点排除责任。被告对疑点形成的证明应当达到优势概然性标准，控方疑点排除应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需进一步建立诉前证据展示制度和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两项制度。     

从逻辑“判断”看《刑法》分则条文

《刑法》分则条文是定罪和量刑的依据 ,而且这些条文绝大多数都是判断 ,判断是逻辑学的基本内容。因此 ,分析和研究《刑法》分则条文属于什么判断类型 ,直接关系到定罪和量刑的准确。文章通过分析“目前逻辑学界对《刑法》分则条文属于什么判断”的不同意见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附属刑法相关问题探讨

附属刑法是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它与刑法典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补充与被补充、修改与被修改的关系,但它与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修改、补充刑法典的形式相比,具有较好衔接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节约立法成本的作用。附属刑法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两种立法模式。对于补充、修改刑法典的附属刑法,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创制的非刑事法律中才能加以规定。刑法典的总则规范适用于附属刑法,除非附属刑法有特别规定。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研究

法律监督能力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本领,是党的执政能力在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是检察机关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深刻理解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特征,找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有效途径.     

公共服务供给的中间模式——以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为例

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事业单位的行政依附性和服务垄断性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多元的需求,而社会组织由于内部建设和外部环境的诸多问题,还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因而有必要在两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既保证组织有较高的能力和较好的政府关系又不影响组织的独立性和竞争机制的引入。鉴于对事业单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政府推动建立、组织自主运作的中间模式不失为可行的第三条路。     

关于格式条款法律控制问题的思考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合同的存在,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公用事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应当通过法律控制的途径,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对格式条款合同加以控制,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论社会权保障视角下我国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之完善

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作为一般给付诉讼的亚种,对相对人社会权保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国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程序标的过于狭窄、程序缺失,且实体法的规定与程序法不相协调,这无疑限制了相对人诉权行使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通过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确立,并对程序标的进行适当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行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所遭遇的难题,推进行政法治的进程。     

初步解读我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

贸易壁垒调查是一国就其出口产品或服务在其他国家、地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调查,并根据有关国内法律或缔结的条约或协定采取适当措施。目前,以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欧盟贸易壁垒条例为代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都建立了贸易壁垒调查机制。我国在加入WTO后,为保护我国出口产品或服务在其他国家不致遭受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于2002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     

正当行为与犯罪构成传统关系之维护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刑法中的正当行为不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将其视为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并不科学。犯罪构成与正当行为不是入罪与出罪的反向关系，二者之间是基本规定与注意规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体系安排具有合理性，应当加以维护。不应该将其作为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大动干戈的借口。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

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种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为了加强对正当竞争主体的保护,应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条件、一般条款适用的限制规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     

浅析双重罪过

双重罪过是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双重罪过的定义及犯罪种类,但是我国现存刑法中有几类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并存即双重罪过的犯罪。实际上,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隐含了双重罪过如何定罪量刑的规定,为了避免条文的不必要重复,不需要再对双重罪过作出规定。     

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与供给呈现双低态势--以G市、J市农民工调查为例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基本无法得到保障,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很低,各供给方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提供严重不足,呈现出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双低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