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但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作证难和出庭难一直是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做出了重要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本文试在介绍相关的概念之后,在法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来探析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深层次原因,并在证人保险制度和相关的错案追究制方面予以改革,以寻求一定的突破,希望与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有所贡献。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免除权的法律思考

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我国法律应在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作证免除权．这不仅有利于瓦解犯罪、提高诉讼效率、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要求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容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免证制度角度看当前证人作证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了证人作证难的重大难题,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现象普遍存在,已成为困扰司法改革的瓶颈。古今中外各国的刑事诉讼实践都肯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免证的权利,我国现行的诉讼法也不应忽略这一事实,应该顺应国际潮流,构建我国的刑事证人免证权体系。     

增设证人强制出庭与免除作证制度的构想——从民事诉讼视角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证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一项十分重要且亟待完善的制度。本文从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司法意义及作证现状入手,例举存在的缺陷,从立法上不足、证人权利义务失衡、司法理念的偏差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缺陷的主要原因,提出建立强制出庭和免除作证制度的设想,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证人制度。     

论我国非健全证人作证制度的转型

近些年,涉及儿童的犯罪案件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案件涉及到儿童等非健全证人作证问题。从实质上而言,非健全证人作证主要涉及事实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我国现行非健全证人作证制度的证据能力模式误将事实问题纳入价值问题的处理机制,从而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不仅实施案件量很少,而且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制度的发展,现行制度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但是,该制度不仅在实体上存在实施的根本性难题,而且在程序上缺乏相应的审查机制。总体来看,该制度有必要转向证明力模式。这种转型不仅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传统价值、实践基础和司法资源现状,也符合国际发展潮流。     

为什么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兼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基本思路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解决此问题的主要倾向和理论基调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此立法思路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从本质上看,这一思路没有理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正确关系,缺乏社会伦理道德上的合量性,也没有准确把握证人证言发生的内在机理。解决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定位证人的法律性质,由证人的法院属性向当事人属性转移;同时,改变证人作证的立法模式,由法院强制型向当事人引导型转变。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难问题的若干思考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又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证人依法如实作证,对于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顺利进行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证人作证难一直是近年来困扰刑事诉讼的一个突出问题,亟待寻求解决方策.     

法理学视角下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立法问题研究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立法存在问题是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最主要原因。从法理学视角来看,这些问题表现为违背法制的统一性,法律的调整机制远未建立,立法技术欠缺科学性等,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予以完善,使证人愿意出庭作证。     

公诉权视角下的被害人权利

在惩治犯罪目标下,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结成诉讼战略同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立场对立的争讼关系.但是,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公诉机关与被害人也会产生利益冲突.站在公诉权的角度上,以比较法为视野,可以看出法治先进国家通过被害人自诉权、辩诉交易的控制权的保护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对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衡平有所借鉴和启发.     

环境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视野

环境权可以视为第一代人权中的生命权、私人生活权、财产权,由此可以促使政府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环境侵害,但这会产生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作为第二代人权,能够赋予环境质量以同其他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相当的法律地位,使其优先于其他无权利依据的客体,但是很少对这类人权进行司法;作为集体权利有环境保护的意义,例如保护少数族裔文化和土著居民。国际法上环境权作为实体权利还未建立起来,作为程序性权利体现为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司法救济权。通过人权保护环境,其优点在于人权与环境权相比是一项确定的权利,人权法院裁判了一些有环保意义的案子,缺点在于与人无关的环境本身的损害得不到保护,无法进行公益诉讼。     

土地发展权的域外考察及其带来的启示

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具有公有性质,其与土地中属于地主原来已依法取得的私有产权合成土地财产权的全部。美国实行土地发展权私有化,形成了私人间买卖发展权制度和国家购买私人土地发展权制度。美国实行土地发展权移转的目的有四个:保存古迹、保存开放空间、实行土地使用规划管制及鼓励兴建中低收入者住宅。美国实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地、环境敏感地带和历史古迹。我国应当结合国情实行土地发展权移转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相结合的制度。     

人权视野中的人格权

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检举权的法理探析

检举权是个人或者单位向有关国家机关报告他人违法行为的权利。检举经历了从义务到权利的发展。对于检举存在的一些误解需要加以认真分析思考。检举权的法律价值在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等。     

论商誉权的人格权法保护模式——以我国人格权法的制定为视角

人格权是商誉权的本质属性,也是商誉权作为权利存在的根本.商誉权的人格权法保护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在对商誉权保护中存在一定缺陷,人格权法保护模式能够克服这些模式的不足.法人名誉权、信用权、商号权、商事人格权的立法模式亦不能很好地保护商誉权,只有将商誉权规定为一种人格权,才能更好地实现商誉权的保护.若商誉权在人格权法中缺失,不仅有害于商誉权的保护,而且影响到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法的独立成编,也影响到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实现.     

民法典视域下的破产撤销权

<正>破产撤销权制度作为破产法的主要制度之一,被喻为破产法律条文的心脏,(1)在破产法实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破产法以非破产法为基础,(2)自民法典颁行以来,围绕民法典与企业破产法衔接协调的讨论备受人们关注。本文从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的关系辨析切入,在明确破产撤销权特殊性的基础上,从欺诈行为及偏颇性清偿行为两个层面逐一分析现行立法的不足,并借鉴民法典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革新,为破产撤销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行进路。     

继承权本质的法理透视

关于继承权的本质 ,从被继承人的角度观察 ,主要有家族本位说、死后抚养说、意思说、无主财产归属说四种见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前两种已无人主张 ,唯有后两种仍有人对其研究 ,而且也践行各国的立法中。但我国继承法基于当时特殊国情的影响 ,遂采纳了死后抚养说 ,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鉴于此 ,我国现今继承法对继承权本质的理解 ,应确立以意思说为主 ,死后抚养说为辅的理念。     

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学考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宪法中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明确规定是未来宪法发展的趋势,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和丰富.同时,也为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奠定了宪法基础,使其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是我国人权事业的一大进步.     

权利能力论: 一种主体的视角简

权利及其能力是与主体紧密相关的,主体是权利的载体,因此,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对权利及权利能力的内涵及外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权利能力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狭隘到宽广、从习惯到法定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也影响了权利的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