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迷失:红卫兵的行为和心态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红卫兵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他们是“文革”的先锋,并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领导作用。他们的命运更是同“文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深深地打下了“文革”年代的烙印。这是一个迷失了理性的群体。     

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文革”中的道德歧路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物、人与集体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并非如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不讲道德的,相反,“文革”很大意义上是力图实现一场道德革命。但是,由于“文革”道德革命从根本上违背了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文革”追求新道德最终却走人了非道德、反道德的歧路。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陈伯达和康生的明争暗斗

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狼狈为奸却又勾心斗角。作者以亲身经历揭开了“中央文革”黑幕的一角。     

关于“文革”神话的探析

“文革”作为历史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却很模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由于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对“文革”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系统地反省．尤其关于“文革”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我们的官方文本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显得极为鲜见，造成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文革”这场大内乱、大灾难的真相。不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怎样的破坏作用。     

患难见真情 ——记周恩来关怀聂荣臻的二三事

众所周知,在“文革”10年动乱中,周恩来保护了大批老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许多人这样说:要是没有周总理,“文革”的动乱,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可能还要翻一番。这一点,老干部们体会最深,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聂帅在“文革”中,就受到过周总理     

国内“文化大革命”研究概述

“文化大革命”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十几年来,国内的“文革”研究虽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与它的重要地位相称的热潮,但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文革”的研究和探讨也一直没有停止。因此,总结一下十几年来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文革”史的研究,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加快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许不无裨益。一、“文革”研究的三个阶段严格地说,对“文革”的学术研究始于1981年6月,即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在此以前报刊上发表的揭批“四人帮”的大量文章,除极少数几篇外,基本上都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但这些政治批判文章与后来的“文革”学术研究又有一定的联系。我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文革”研究还是应该从粉碎“四人     

"文革"起因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这场20世纪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历史话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热点。而对于“文革”起因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深化国史和“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对于当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思想解放和对苏欧剧变的反思,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革”的起因。本文拟将20多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陶铸在“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陶铸从1966年8月2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陶铸也因此受到迫害而含冤去世。“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陶铸留下了自己的怨诗,历史记下了陶铸在“中央文革”中同江青等人的斗争。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文革”中的特殊经历,迫使邓小平进行反思,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由此发端在“文革”中邓小平的经历是:被打倒—复出—再被打倒,这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邓小平因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成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西方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由于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别是传媒的有意渲染，出现一小股“文革”热。祖国大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开过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但一般民众知之者甚少。现已尘埃落地。回顾这一波的研讨，似可以说，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并不为多。但其中也有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两个文革说”。关于这种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曾作如下概括：“在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研究和讨论中，‘两个文革’说是讨…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文革”中一首林彪语录歌

“文革”时代的流行歌曲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李劫夫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为代表的,反映官方意志的作品。第二类是民间百姓自己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创作的《造反歌》。30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文革民间音乐作品”都早已被遗忘,只有《造反歌》那笨拙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有关“文革”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花明楼的护刘斗争

刘少奇主席出生在湖南长沙花明楼镇附近的炭子冲。“文革”中,花明楼被称为“刘修老巢”,“文革”中那些与刘少奇曾经有来往的人也大都被诬蔑为“刘少奇黑线人物”、“刘邓孝子贤孙”和“看门狗”。花明楼成了“文革”中的重灾区。尽管如此,花明楼公社的人民群众仍然千方百计拥护刘少奇。为此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鉴往方能知来——金春明教授访谈录

鉴往方能知来——金春明教授访谈录１９９６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３０周年，结束２０周年。十年“文革”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十亿中国人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可以说，“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既特殊且深远。...     

刘志坚回忆“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运动初期,党政军不少领导同志都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历史动乱。他们当时对发动“文革”的决定没有怀疑,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去参加这场运动。然而,他们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许多现象不正常,许多做法越来越不对头,逐渐对“文革”产生怀疑,进而发展到抵触。以至最终背离“文革”的“大方向”,成为运动的“阻力”,纷纷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打倒,成了“革命”的对象。“文革”之初,刘志坚同志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管总政的宣传、文化部门的工作,也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这一历史内乱的漩涡之中的一个。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