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驾入刑”谈起

如果我们所有的法律都能够像醉驾入刑一样得到严格执行,那我们离建成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醉驾入刑的规则.该规则实施以来,因醉驾入刑的人,既有官员,又有明星.交警时常半夜在马路上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醉驾,则按照既定的程序规则迅速进行处理,效果明显.现在饮酒之人,主动请代驾,或者将车辆停放原地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家,已经习以为常.“醉驾入刑”遏制了大量的“马路杀手”.可以说,法律执行力度最大、效果最佳的,就是醉驾入刑的规定.虽然人们对酒后驾驶的危险性、打击“醉驾”行为的社会共识,也是醉驾入刑得到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但“醉驾入刑”规定执行得好,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酒后驾车,那是“作”啊!

正7月25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13名处级领导干部的酒驾醉驾行为进行了点名道姓的通报。此后,大庆、牡丹江等地也相继对存在酒驾醉驾行为的公职人员进行通报。这些违反交通法规的当事者,不但被依法严厉处罚,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几个处级干部更因醉驾情节严重而被"双开"。     

“醉驾入刑”解释权到底归谁

2011年5月1日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即通常所说的醉驾入刑,引起了媒体、网友和法律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各地的醉驾入刑第一案纷纷出笼,媒体争先报道,公众高度关注。音乐人高晓松醉驾被拘,给醉驾入刑增添了不少娱乐色彩。     

醉驾未必“负全责”

当逆行的撞上醉驾的,该由谁来担主要责任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判决这样一起案件,逆行司机被判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赔偿醉驾司机近5万元。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澎介绍,根据《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     

北京“醉驾入刑”第一案宣判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5月9日宣判,醉驾者郭术东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宣判后,郭术东当庭表示认罪。这是醉驾入刑后北京市判决的首例涉及危险驾驶罪的案件。     

“高墙外”的护法人

“你好,我是社区矫正民警杨金堂,祝你节日快乐.同时,请谨记遵守法律和社区矫正监管规定,不得参与赌博、吸毒,不得酒驾醉驾!”     

“自由裁量”的口子开不得

最近，“醉驾不一定都入刑”的话题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难保不会纷纷效仿。因此立即引发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热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醉驾入弄』不能『因噎废食』

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连日来,全国各地警方查处、法院审理醉驾犯罪案件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作为娱乐圈名人,音乐人高晓松因醉驾被刑事处罚,高晓松认罪伏法,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醉驾入刑的高度关注。应该说,随着“醉驾入刑”,全社会,尤其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者更是拍手称快,显而易见,人们的安全感普遍增强了。     

光大“传家宝” 密切“鱼水情”

践行群众路线,各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为民宗旨,在群众＂最急＂上改作风,在群众＂最难＂上见真情,在群众＂最盼＂上聚民心,努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在光大＂传家宝＂中密切＂鱼水情＂。把与民交心当作最大的快乐。中央电视台有一段广告词：＂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缩短了心与心的距离,住在农家炕头上收获的才不只是建议。我的脚下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老百姓最质朴,也最讲感情。你与群众有多近,群众就对你有多亲;你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你当亲人。     

“情”、“新”、“精”、“真”──也谈领导干部讲“四话”

＂情＂、＂新＂、＂精＂、＂真＂──也谈领导干部讲＂四话＂侯仲泉近日，翻阅报刊，看到一篇关于提倡领导干部讲＂四话＂的短文，颇有同感。笔者作为一名政府职员，经常聆听领导干部的各种讲话，对那些空洞乏味的长篇大论，早已深恶痛绝。领导如何把话讲好，已是笔者酝酿...     

“老”党员的“良心债”

＂党员＂,这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称呼,对于他来说,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他年龄不小,党龄其实并不长,但是他一直都以一位老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只能冲在前,担当不能落人后,＂先进性＂在他身上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事业,他自我约束,奋力争先;对于他人,他始终坚守着＂仁＂与＂善＂。他就是武汉市江汉区地方税党组书记、局长李志勇。他所理解的＂仁＂是一种大爱。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说：＂敢于对事业负责处理人,这是大仁大义。越敢处理人,     

从“马太效应”看挖掘“潜伏人才”

《圣经》在第25章《马太福音》中描述了＂一个主人让富有的仆人更富有、让贫穷的仆人更贫穷＂的故事,演绎出最原始的＂马太效应＂。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默顿最早用＂马太效应＂概括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惯性,那就是对已经成名的＂显人才＂,     

“为”与“位”

＂为＂,即有为、作为;＂位＂,即岗位、职位。＂为＂与＂位＂的关系是每一个社会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面对的一对重要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好＂为＂与＂位＂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孔原与“三勤”“三化”

＂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贯彻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创造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作策略。周恩来是＂三勤＂＂三化＂工作策略的创造者,这一点不少人都知道,但是作为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孔原,对周恩来制定这项策略所发挥的作用,却鲜为人知。     

批评“对事”也要“对人”

有的单位在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一些同志总喜欢习惯性地强调一句：＂以上讲的这些问题,对事不对人？？＂对＂对事不对人＂这句话有个怎样理解的问题。如果理解正确,就能在批评中产生积极的作用,反之就会在批评中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不对人＂容易造成思想松懈麻痹。     

“深悔”不如“严拒”

从媒体的诸多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落马贪官通过对自身的反思,忏悔录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发人深省。尽管他们在位时曾经是那么疯狂,一旦锒铛入狱,便会产生出刻骨铭心的灭顶之痛＂、罪犯＂身份之痛、身陷囹圄之痛、愧对亲人之痛和前景迷惘之痛。贪官落马后的忏悔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深悔＂不如＂严拒＂。     

贪官“圈子”成危害政治生态的腐败“雾霾”

＂圈子＂,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特征自然形成的。比如,戏曲发烧友可以加入＂票友圈子＂,数码发烧友可以加入＂IT圈子＂等等。这些＂圈子＂对普通人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不具社会危害性。然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记者对近年来查处的贪腐案件进行调查梳理时发现,贪官也有自己的＂圈子＂,他们往往以＂人情往来＂为由结成利益共同体,逐步演变成弄权、搞钱、玩乐的＂圈子＂。     

钱复忆台美“断交”内幕

钱复,台湾前＂外交部长＂、＂监察院长＂。早年毕业于台大政治系,后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取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回台后,先后任台湾＂行政院秘书＂、＂新闻局长＂、＂外交次长＂、＂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职。从1964年开始接触台湾对美＂外交＂工作,与美国政界人士关系密切。     

扶余县在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中做到“四到位”

扶余县在城市社区＂两委＂工作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超前谋划,规范运作,做到＂四个到位＂,确保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县委、县政府对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和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全县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成立了由     

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大跃进＂运动时期,针对高指标和浮夸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复杂的思绪脉络。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定计划要＂务实＂、＂谨慎＂,＂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大跃进＂高潮阶段,对决策＂1070万吨钢＂的细致、多谋和谨慎,不仅体现了他要求＂留有余地＂的一贯思路,也表达出他对目标恐难实现的担忧和疑虑;＂大跃进＂纠＂左＂阶段,专门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角度对＂留有余地＂进行阐述,不仅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也体现出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大跃进＂反复直到结束阶段,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动权、提高全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的战略高度,体现出他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仍持续不断地讲＂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建设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