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视角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法院,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从而实现其非法目的的行为。诉讼欺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     

试论期货交易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依据

期货交易市场的建立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举措。因期货交易而发生的纠纷案件,已成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何审判这类新型案件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在认定期货交易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依据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主要有两个,即合同的主体资格和在签订合同时有无欺诈行为,且在适用以上两个依据时,主要侧重于审查接受委托的期货经纪公司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和签订合同时有无欺诈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审查方式未免有失偏颇,有悖于客观、全面、合理、公平的原则。在此,笔者试就认定无效期货委托代理合同的依据,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企望得到同仁的指正。     

论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

一　问题的提出证券的欺诈行为是指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 ,当事人违反法定义务 ,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禁止证券欺诈行为办法》第 2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的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证券的欺诈行为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毒瘤 ,无论是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还是欺诈客户、虚假陈述都是对投资者的一种欺诈 ,是对证券市场发展的一种破坏。最典型的证券欺诈———内幕交易案例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湾硫磺公司案”。 1963年下半年 ,美国德克萨斯…     

试论合同欺诈行为法律界定的完善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欺诈行为进行了弱化规制。在考察不同国家对于合同欺诈行为法律规制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欺诈行为法律界定的建议。     

"被害人自愿"与诈骗罪认定

行为人通过实施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诈骗犯罪。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和其他侵犯财产罪中实施的欺诈手段的根本区别是 :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 ,其基于意志自由“自愿交付”财产。区分诈骗罪与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等其他以实施欺诈手段侵犯财产的犯罪 ,必须从被害人在受到欺诈时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     

论诉讼欺诈之刑法调整

诉讼欺诈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以提供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的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使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从对方得到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欺诈罪,而诈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清算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诫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欺诈进行完全调整。我国刑法应增立诉讼欺诈罪,以保护裁判机关的正常裁判活动和他人的财物所有权或财产性利益。     

也论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以欺诈行为对法益的危险状态为分析线索

盗窃罪是以排除沟通的形式从外部对被害人财产状况所做的直接改变;诈骗罪是以欺诈这一特殊的沟通形式,使被害人基于动机错误从内部对财产状况所做的直接改变。处分行为并非诈骗罪的成立条件,决定诈骗罪罪质的是以处分财产为危险内容的欺诈行为本身。处分意识作为一个实行后因素,对欺诈行为本身的危险性不会产生影响。"处分意识必要说"并不是从诈骗罪本质所得出的先验结论,更不要说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合理性。以欺诈方法诱使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是诈骗罪行为类型的固有特征,当诈骗罪与利用被害人错误的盗窃罪间接正犯发生"竞合"时,前者应排斥后者而成立。     

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几个问题

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理解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理论依据,《证券法》颁布以前,主要依据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规定;《证券法》颁布以后,已由《证券法》作为理解本罪的主要理论依据,并且《证券法》对有些问题作出了补充和修改;而现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修改,涉及期货犯罪内容的增加,期货方面的法规如最新的《期货交易暂行条例》等也成为了理解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新的理论依据,因而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期货法规的规定重新研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有关问题.     

试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确立了惩罚性民事赔偿责任。适用该条规定时 ,正确理解“欺诈行为”这一术语至关重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行为、欺诈消费者行为及侵权行为中的欺诈行为 ,三者的含义和构成要件不同 ,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应属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诉讼欺诈定性之探讨

诉讼欺诈的案发率日益增高,但刑法理论界对该行为的定性尚存争议。认定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欠缺充足论据,而且该行为对诉讼制度的破坏更为直接更为严重,因而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应及时增设诉讼欺诈罪,配以适当法定刑,以更好的遏制该类犯罪。     

诉讼欺诈研究

诉讼欺诈是一种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骗取法院的错误判决,从而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对诉讼欺诈不予调整,致使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现象严重。必须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犯罪,由公安机关运用刑事侦查手段打击诉讼欺诈行为,以保证正常的审判秩序和人民的财产安全。同时建议修改刑法典第305条,将伪证罪的主体扩大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欺诈在刑事司法上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刑事法视野中的诉讼欺诈行为研究

诉讼欺诈以伪造证据、提起虚假民事或行政诉讼为手段,严重破坏审判秩序、侵害被害人利益,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已超出民事和行政手段可以调整的范畴。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很大。事实上,诉讼欺诈与诈骗罪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它并不是敲诈勒索罪的特殊形式,而且将其纳入妨害作证罪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当今刑法无现成的罪名与之相匹配。因此,我国刑法应增设诉讼欺诈罪,合理配置其法定刑。     

挪用客户保证金刑法规制的争议及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罪，改变了我国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行为按照挪用资金罪认定的规定，是完善我国关于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的刑事立法的重要一步。借鉴国外相关立法规定，我国关于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的刑事立法还需进一步完善。     

金融刑法分类标准的理论解 读简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显然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存在不同，前者是诈骗行为在金融交易领域的体现，侵害的不仅仅是公私财产权，更包括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害。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显然立法者希望将此类诈骗行为重点规制，将金融诈骗行为的构成要件采取了类似行政刑法立法的处理，其既难以归入典型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也特殊于一般诈骗，形成当前立法的现状，是理论的修正也是政策的使然。     

单位应构成贷款诈骗罪主体之理论建构

目前,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框架下进行处罚。从立法趋势上看,单位应该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我们可以从刑事政策、犯罪学等角度对其可行性进行探讨。     

合同诈骗罪疑难问题研析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热点和难点.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合同诈骗罪中担保刑事责任之厘清等疑难问题作深入探讨,有助于实践中准确对此罪的把握和认定.     

金融诈骗罪立法背景与原理论纲

金融风险的双刃性与必然性是金融诈骗罪刑事立法的金融背景;信用制度的缺位导致金融越轨和金融诈骗的弱道德约束性则是金融诈骗罪刑事立法的现实背景。刑法介入金融的必要性在于:社会制度化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应对措施上,金融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有诸多缺憾,在构成要件上也有特殊性。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批判与重构

近年来,信用卡诈骗罪多发,尤其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虽然这只是个罪,但其影响已经超出个罪的范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通过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解读,发现这一个罪中存在两个悖论。其主要原因是该罪的入罪门槛过低,刑罚权的干预范围过大,同时法律条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修订该法条,可以借鉴德国立法模式,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从信用卡诈骗罪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罪。     

保险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

基于立法对刑法实行行为本质特征的认识的差误,导致对保险诈骗罪实行行为方式设计中的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保险诈骗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罪名的认定问题也必然成为了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