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反特权斗争及其历史教训

随着苏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苏共反特权的对象也从阶级特权变成了党内特权。苏共执政后的反特权斗争主要经历了列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的四个阶段。这些斗争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即苏共没有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没有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没有保持反特权斗争的连续性,最终消解了反特权举措的威慑力,消耗了人民群众的耐心和信心。     

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

托派是最早关注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一个群体。他们提出了苏联是“异化的工人国家”还是“官僚集体主义”、官僚集团是“特权阶层”还是“新阶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在苏东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学者中引起了反复的争论。然而，在判断官僚集团是否成为一个“阶级”的标准及其历史作用方面，托派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群众观点制度化:巴黎公社政治遗产的现实启示

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的生动诠释。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公社实施的"普选制"和"低薪制",目的是让公职人员接受群众的监督,废除官僚阶层的特权,体现了一种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执政自觉、制度自觉,是将群众观点制度化的有益尝试。     

软国力竞争与苏联解体

苏共执政过程中忽视软国力的竞争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制度创新,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对改革重视不够;苏共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上存在诸多问题及失误;苏共民族政策的失误严重影响了民族凝聚力;苏共决策机制及国家发展战略失误等.这些教训对我国当前的改革有许多启发.     

从苏共教训谈干部阶层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定位

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体现为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利益关系的和谐,特别是干部和群众利益关系的和谐.由于受苏共的影响及其他原因,建国之后我国干部阶层与其他阶层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存在不和谐的因素,现阶段又有严重发展之趋势,导致干群矛盾加深,在某些区域甚至有所激化.解决干部阶层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科学定位问题,要把干部执政行为与执政理念的和谐、干部与群众利益关系的和谐作为着力点.     

制度反腐与政党兴衰——基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经验与教训

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性举措。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制度反腐的经验来看,首先是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是重视制度的执行力,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后注重加强内外约束机制的构建,使政党时刻处于监督之中。而有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反腐措施,腐败泛滥,积重难返,最终丧失政权。例如,苏共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特权和腐败的制度化,最终被人民抛弃;印度国大党实行家族式统治,导致垄断和官僚主义及权力寻租的蔓延,最终失去选票;日本自民党"金权政治"泛滥,失去民众信任,等等。执政党治理腐败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构建国家廉政体系,发挥监督的综合治理效能;同时,领导层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以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启示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逆流以否定苏共领袖和革命英雄为切入点,进而演变成一场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掘祖坟"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一定程度上粉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赖以支撑的精神基石。历史虚无主义扭曲了苏联共产党的形象、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失控。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防范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双周·观点

苏联解体真相对意识形态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封建特权制度的垄断导致了上层领导在道德、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退化。同时,渗入国民经济综合体、国家机关的“影子经济”,在感到经济活动空间被民主化改革挤压后,顺势提出了政治问题,从苏共内部选择了新的代理人,让所谓的民主派掌握了政权。     

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

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国家十几年来政党格局和社会政治思潮变化的分析,考察了制度变迁的特点与后果.苏联、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党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剧烈变动,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倒台.实行多党制后,政党政治逐渐走向制度化,议会也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基本上进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范畴,从政治体制上结束了斯大林模式.同时,各国原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丧失,各种潜在的或外来的政治思潮涌现,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思潮在苏东国家制度变迁和变迁后的十几年中,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执政党要充分认识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俄罗斯权力之争实际上是社会发展道路之争

一、俄罗斯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过渡状态,社会发展道路和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争集中表现为权力之争在"8·19"事变和苏联解体中,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苏共失去了掌权地位,俄罗斯社会处于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在社会的急剧转变时期,经过七十年高度集中统一、在国家机器、党的铁的组织纪律作用下,长期板结的俄罗斯社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动荡之后,又进一步剧烈分化。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集结、组合、反复改组,结为千余个政党、运动、组织,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二次建党高潮(第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中)。截止1992年6月,在较大的25个政党中,有20个是"8·19"之     

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前的苏联各历史时期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 ,但尚未形成特权阶层。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这个社会阶层随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而得以形成。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该阶层的产生及其影响是诱发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转型的影响

近20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型进程,在此变迁过程中,以欧盟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为主线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一体化影响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轨迹是曲折的,从中东欧国家多党制初现时欧共体谨慎观望,到欧盟开始在幕后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进行合法化整合,再到欧盟通过入盟谈判主动型塑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制度,直至目前欧盟对已入盟和未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的影响出现两种不同向度。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转型的影响是依靠欧盟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为杠杆实现的,其在各国的实现路径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欧盟在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过程中主动提出的诸多制度性要求和安排是对这种影响的产生起到核心作用的关键因素。     

苏共丧失执政方式合法性的政治学分析

政党的执政方式,是政党控制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规则、途径、方法等的总称。政党执政方式的合法性,是大多数公民对政党执政方式的自觉认同。一个政党获取执政方式合法性的基本途径,是构建一种支持该执政方式的同质文化、证明该执政方式有效的业绩和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苏共执政方式的种种弊端,最终耗尽了执政的合法性,这是导致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内因。     

形塑中间阶层: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兴盛与探求

<正>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1932年上台、在20世纪里执政累计超过60年、党员人数曾达到百万之众的大党,其执政之道早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反复研究,答案众多。然而,从工业化带给瑞典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一个新鲜的答案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是适应瑞典社会新中间阶层的出现而出现,以成功再造瑞典中间阶层而兴盛,21世纪又伴随着瑞典新中间阶层的分化而失势。瑞典社会民主党这     

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

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探讨和分析了造成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与教训。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因素很多,执政党的因素是根本的。苏共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     

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

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共垮台溯源

1991年,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大党宣布解散,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而为群众所抛弃的党呢?其实,这个问题自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以后,就一直为我国所关注。显然,世界上最大、历史最长的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对我党的执政实践更具借鉴意义。     

丧失信仰——腐败的温床

上个世纪40年代,党中央曾向全党推荐了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指出,正是由于明末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众多官吏的离心离德,从而加剧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矛盾,使明王朝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更加衰败不堪。同时,统治集团的基本力量——封建官僚阶层的背叛,也加速了明帝国的瓦解与崩溃。文中通过宋献策与李岩一段精彩的对话,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封建统治集团中坚的官僚阶层,身居高位,执握重权,尽享国家俸禄,仍旧恣意妄为,明里暗里干着挖自     

马克思的反特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认为,剥削阶级所享有的特权包括等级特权和资本特权两种基本形态,通常表现为优先权、垄断权和豁免权,资产阶级以资本特权取代等级特权,并未改变特权的阶级压迫本质,无产阶级不仅要消灭一切阶级特权,还要消灭阶级本身,最终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的反特权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反特权斗争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执政要求,蕴含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平等价值取向,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旧的国家机器"特指官僚政治下的官僚制和常备军.官僚制与普选制相对立;常备军制与全民武装相排斥."旧的国家机器"是一种与封建主义相联系、与专制主义相伴生的政治机构,而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普遍形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本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出来的,其目标是建立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防止专制主义复辟.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们一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而只能由无产阶级完成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见解是同他们关于"旧的国家机器"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关系,欧洲近代史的历史分期,欧洲近代专制主义的特点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观点相联系的.十月革命前,列宁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后,迫于现实条件的压力,列宁逐渐放弃他在十月革命前坚信不移的观点,在苏俄重建了作为旧的国家机器显著特征的官僚制和常备军.在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的当代西方国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消灭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任务早已完成.作为旧的国家机器另一个显著特征的常备军仍然存在,但是,第一,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存在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第二,世界近现代政治史表明,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常备军制度不会导致专制主义的复活.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主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空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