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中东的政治转型

中东变局堪称是半个世纪以来席卷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运动。在这场变局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强势崛起,它不仅改变着变局发生诸国的政权形态,而且对中东地区政治转型以及地缘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巴林教派矛盾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其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派矛盾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其次,教派矛盾成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最后,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因此,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在中国,学界要做到历史、客观地研究,在舆论界宣传层面要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20世纪中东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制约因素及发展趋势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东政党政治提供了实践空间,中东诸国通过颁布宪法、组成议会和开展选举建构现代政治模式,但领导人的奇理斯玛式权威和一党制的政治实践使中东政党政治具有鲜明的威权政治色彩,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过渡体现了民主化进步,但党国合一和军人威权传统、西方政治干预制约中东政党政治的完善。现代伊斯兰主义通过伊斯兰政党参与政党政治,通过整合伊斯兰信条和现代政治理念的实践来化解社会矛盾并推进民主化进程。如今,中东民族主义政党执政空间变小,政党意识形态分歧弱化,新生政治力量冲击政坛,只有建构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政党政治才能真正实现中东民主转型。     

当前中东安全局势及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影响

中东变局三年多来,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日益复杂。除了传统热点问题之外,由政治转型引发和激活的地区教俗、教派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矛盾正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新因素。埃及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博弈不仅造成该国社会分裂,也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致使地区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恐怖主义势力趁乱扩张并有向区外国家溢出之势。此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造成地区国家之间关系出现新的紧张,而美俄等大国在中东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互动也对中东安全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东传统热点问题依然是影响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因素,而持续深入转型将成为中东各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与中东关系将基于这一趋势而发展,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应以此为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中东事务,促进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中东国家实现平稳转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

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阿拉伯民族主义历经百年兴衰.二战后,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武器",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矛盾.然而,随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上域外大国和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对阿"分而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各国的现实利益.从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到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不断分化,利益诉求、安全挑战和身份认同日益多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在海湾地区应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在东地中海地区应对土耳其的挑战,部分阿拉伯国家选择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多极化的"新中东"格局已现端倪.     

世俗主义与叙利亚复兴党的宗教治理

在制度形成和转型的关键节点,政治精英和宗教团体在受到多种结构性因素限制的情况下,其不同互动策略及政治遗产决定了中东国家政教关系的多样性.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本土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之一,叙利亚复兴党在宗教治理领域长期被政治权宜考量所绑架,缺乏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引,采取了弱制度化、管理安全化、依赖"外包"的制度建设策略和保守、波动而模糊的价值观引导措施,导致它未能成为沟通国家与宗教团体、推动国家建设与国族建构的核心平台.其种种政策弊端为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适宜的国内土壤.     

谁之继承人,谁之代治者?——哈里发学说的演变及其对中东政治继承与换代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史上,围绕权力交接、政权更迭所产生的哈里发学说不仅反映了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与教义演变,而且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继承与政权更迭具有密切关联。哈里发的继承权与代治权的来源问题是论证其领袖地位与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分化、宗教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较量与世袭制与选贤制的角逐这三组力量的消长是影响伊斯兰教与当代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的关键因素。     

中东格局变动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伊斯兰教的创立和发展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在西方国家侵略和操纵之下,伊斯兰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政教分离与世俗化的政治制度.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危机、以色列威胁和西方大国的刻意操弄等内外因素影响下,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经历多轮周期性复兴大潮,但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并未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种种问题,反而给中东地区的国家治理与主权国家体系带来较大冲击.迄今为止,政治伊斯兰仍是塑造中东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力下降或为大势所趋.     

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人口激增和青年人口膨胀是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两大人口问题,长期困扰着中东国家,同时也在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更有着深远的全球治理负面效应。就前者而言,人口年轻化问题导致了中东地区各国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高涨,以及由青年人口膨胀与网络技术结合而来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可能加剧既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扩散和宗教与文明冲突加剧。对刚经历重大变局且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秩序的中东各国来说,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该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

近年来,国际宗教关系的急剧变化促使国际政治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全球性民粹政治思潮的形成,无不基于各国宗教的不同信仰方式而得以建构与强化,其中,民粹宗教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为明显。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阿拉伯民粹主义、儒佛信仰为主体的华夏民粹主义、基督教原教旨教派与底层白人的基督教民粹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粹宗教",促成"神权民主"及其"民众神圣",导致具有新国家主义特征的"绝对国家"及忠诚于国家等特征出现,从而深刻影响到国际政治关系,乃至能够强化、左右当下国际政治思潮。     

“伊斯兰国”兴起与国际安全新挑战

"伊斯兰国"的兴起标志着恐怖主义浪潮与吉哈德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是根植于中东地区深层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同时,"伊斯兰国"自身的组织建设、经济管理和民众动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国"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与"基地"组织争夺全球"圣战"的主导权,而且对外输出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导致国际冲突与地区动荡,挑战传统观念和国际规范,加速了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重塑与国际反恐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此外,"伊斯兰国"的兴起还推动着国际体系边缘群体的宗教化、集体化实践,造成了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挑战。为此,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伊斯兰国"背后的恐怖主义运动与重建哈里发国家政治实践的双重属性,关注其背后的滋生土壤,以求更加妥善有效的应对之策。     

华盛顿的伊朗噩梦

伊朗崛起和区域影响上升的后果,不单单是所谓“什叶派新月”的浮现,而是伊朗政权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民主在大中东地区的蔓延,再加上伊朗的伊斯兰核武后盾,将意味着美国依仗军事强权和“温和”专制阿拉伯政府的中东政策的全面崩溃。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目标及影响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改善关系是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显著变化,它既是两国应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战略选择,也是两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加强双边经贸联系和助推区域经济合作,是沙以两国改善关系的主要战略目标。沙特和以色列"结盟"将加剧中东两大阵营的对立,扩大阿拉伯国家间的裂痕,并使巴以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改变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喜悦、乐观到谨慎、理性的转变.面对中东新一轮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色列采取了加强国防军建设、与美俄和阿拉伯国家等域内外大国发展关系、积极应对伊朗威胁等一系列举措.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但美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将对其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     

缅甸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

<正>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的又一次大选;2011年3月,军人正式向民选政府交权。新政府上台后,继续实行深度政治改革,并基本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认可,从而实现了以军人干政为特点的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从目前到2015年大选是缅甸从"民主转     

中东大变局下的“库尔德之春”走向

<正>"阿拉伯之春"不仅带来地区性大动荡,也正在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秩序,推动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加速转化,中东传统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而在这场中东大变局中,席卷一时的"阿拉伯之春"已悄然失色,并日益转化为"库尔德之春"[1],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正面临抬升本民族地位,改变历史命运,实现"建国梦"的新战略机遇期。在新中东格局下,库尔德人日益跻身于地区主要政治力量之列,势必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沙特阿拉伯国家构建与王位继承

沙特阿拉伯建国路径及国家构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阿拉伯半岛本土政治力量与瓦哈比派结盟,以(伊斯兰)教立国;半岛在世界文明版图上的边缘地位、独特的宗教地缘地位与政治发展严重滞后相适应;依托巨额石油美元,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了王国的政治合法性。然而,沙特王室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问题。第二沙特王国后期,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严重的兄弟阋墙事件,终致亡国。1932年正式建国的沙特阿拉伯竭力汲取沉痛的教训,在王位继承制度构建上上下求索,然成效有限,王位继承面临严峻挑战。     

新时代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的主要表现、成因及前景

受大国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空间扩大等因素影响，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呈现重要阶段性特征。美国对中东的投入续减且自身信誉大损、阿拉伯国家陆续回归发展主题寻求多方合作、中国助力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综合实力优势明显、中东域外力量制约使美国难以全力遏压中阿合作等，这些变化构成新时代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的有利条件。随着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双方将在捍卫各自制度安全和道路选择上加强协作，在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世界多极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成为相互依靠的重要力量。中东“和解潮”具有持久韧性，为中阿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注入动力。     

试析政治伊斯兰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以伊扎布特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治伊斯兰对当前和未来中东北非政局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主张能否代表和引导大多数民众。伊扎布特提出,中东北非抗议的民众不是想要民主,而是想要伊斯兰制度。皮尤调查显示,穆斯林大多数民众欢迎伊斯兰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支持政治伊斯兰的主张,更不等于支持极端主义。穆斯林民众向往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所以北非剧变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剧变没有改变穆斯林对美国和西方的评价。在中东北非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各种政治伊斯兰力量将长期存在,并在体制之内或之外继续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