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中对“中国”的记载

中国，在历史上又称九州、华夏、中华、神州、赤县等。公元前5世纪中原一带的华夏部落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前2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并拥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中就有对“中国”一词及位置的记载。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位于正中，且古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乃“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之意，故称中国。对于中国一词，不同朝代的典籍。有着不同的表述。     

试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在战后台湾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结构变迁冲击下及与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冲突中实现了现代转型,其核心部分如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关系网络等结构均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台湾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台湾政治变迁产生了持续深刻的影响。     

“中国模式”勿蹈洋务旧辙

<正>日前到威海,曾去参观北洋海军故址。漂亮的解说员流畅地背着台词,末尾又高声感慨今非昔比,让人不禁庆幸生活在一个成功的改革时代,而晚清洋务运动的愚钝则令人扼腕叹息。洋务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始学习欧美,引进先进的产业,30年过去,气象全新,晚清一改积弱衰败的态势,跻身强国之列,海军成为当时的世界第     

强化“四个到位”有效促进民事执行监督

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执行的监督工作不仅是保障民行执行公正、有效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事检察工作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以四个到位为抓手,扎实推进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取得新成效。     

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梳理及启示

基于对民主政治实践的期望价值指向与现实需要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次选择了与特定历史时空相耦合的动员型模式、大民主模式、组织化参与模式与社会参与模式。从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实际落差来看,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必须同民主政治的价值相吻合,必须置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框架内,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世俗社会中不存在完美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我们只能在从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与资源的同时,依凭政府、学术研究与社会形成的有机合力,不断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浅析中国传统“人论”在政治文化中的矛盾

“人论”作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所热衷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各大文化体系中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华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就无时无刻不伴随其深刻影响。老一辈学者至今感慨于中国历史上一些耐人寻味的特殊政治现象:与西方有识之士为科学真理勇赴火刑相比,在中国更多的却似乎是因“忠君”而“舍生取义”;文革的十年     

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从两晋时期开始,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相应对佛教采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加,经济势力的增强,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发生矛盾。     

评析“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模式”再度成为热点,其中关于“中国模式”的界定、特点、教训等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对此,本文对一些常见问题陈述己见。     

古代中国两次“奇袭日本”计划

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虽然资源缺乏些,环境恶劣些,离大陆文明圈远了些,但有了大海这个天然庇护所,陆地上几千年来再怎么翻天覆地战火纷飞,也烧不到日本列岛。历史上,只有两次有外来民族打到日本本土——蒙古人一次,美国人一次。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思想高度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文化繁荣、言论自由,在加上各国管理方式不同,为多种学说和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壮观盛况,其中以儒、道、法三家为首,形成了关于法律思想的争论与学派。经过无数的争论与研究,儒、道、法三家各自形成了完整的法律思想,对古代各国的立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于现代法治的创立和实施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儒、道、法三家,总结中国古代关于法律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叩头”的文化政治意含

<正>中国古代有叩首之礼,它的英文解释有磕头(ketou)、叩头(kotow,kowtow)这两种,叩头的两种译法皆相当普遍,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常被拿来使用。叩头的英译,应当是首见于18世纪末英国访华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出使中国纪》(An embassy to China)。他于1793年6月抵达澳门,翌年7月离开澳门。     

你能“捂”住个啥？

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孔圣人主张做人喜怒不形于色,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是捂着。民间也有俗语“家丑不可外扬”,也是捂着。几千年下来,“捂”风难刹、“捂”习难除,就是大倡公开、民主的今天,捂也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见诸报端的诸如矿难、事件、招工等,常有捂的痕迹和成分,引得网友大搞人肉搜索。捂,却也难捂住,添了些谈资报料,     

中国古代休妻标准“七出”或者“七去”

如果想知道，中国古代休妻的七条标准，还得先说说七出和七去，其实七出和七去（也称七弃）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制和习俗中，规定夫妻离婚时所要具备的七种条件，当妻子符合其中一种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即离婚）。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是站在丈夫及其家族的角度并考量其利益，因此可说是对于妻子的一种压迫。     

当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基层政治改革动力不足、空间有限、制度化水平低.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层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基本的共识,同时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制度安排,要积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压力.     

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

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政治实体组成的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内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多种政治实体，包括中央王国、独立的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实体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华夏体系、华夷体系和天下体系等子系统。古代中国体系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不同，是一种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观念分配对体系的稳定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拉美政治传统变迁透视洪都拉斯“6·28政变”

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政变，民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被军方扣押，并被强行转移到邻国哥斯达黎加。随后塞拉亚被最高法院罢免，国民议会议长罗伯托·米切莱蒂出任临时总统。洪都拉斯“6·28”事件引起拉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关注。这是该国自1981年实现民主化以来的首次政变，也是冷战结束后中美洲地区的首次政变；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政变会对拉美政治进程和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唤起了人们对拉美军人干政传统、传统政治文化、政党体制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新探索——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目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和诠释中国农村政治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国     

富士康的“中国模式”

<正>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网上热议,许多人纷纷谴责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某些头脑发热的学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所谓中国模式,无非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经验的一种概括。我曾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