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新时代西部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路径研究——以J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一头连着城市,另一头系着农村,关乎城乡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进入新时代逐步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促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切实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法治手段,本文通过以我国西部城市J市为例,深入论证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大意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基层社会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与对策建议,以期推动西部地区基层治理法治体制机制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嵌入汲取型到整合服务型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是影响乡村治理模式的两个变量,二者只有巧妙融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嵌入汲取型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中国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但嵌入式结构以及汲取性的功能容易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碎片化,造成乡村治理的困境.而整合服务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以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为出发点,以建设和服务乡村为核心,强调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逻辑的转换,能够有效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实践张力与有效运转

精准扶贫是国家权力携带资源"回归"乡村社会的延续,资源的输入与权力的下渗深刻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格局。在精准扶贫场域内存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治理目标、外部与内生的两种治理资源、正式与非正式的多维治理规则以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由此形成复合治理的结构样态。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治理更为关键的是使复合治理结构运转起来,即不同治理要素之间实现融合互嵌。但在社会转型与治理逻辑转换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精细化、直接性、标准化和组织化的逻辑与乡村治理简约化、间接性、非正式化和个体化的现实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碰撞。有效调适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张力进而实现治理要素的融合互嵌,需要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目标耦合、机制并轨与规范融合,根本上需要在政党引领下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减贫。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大规模制度变迁促使转型国家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结构迈向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影响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本文对转型国家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民社会构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出版社公司治理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出版社转企改制,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受诸多因素制约。究其原因在于利益的重新配置滞留了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脚步,传统的治理路径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业界对公司治理的一整套规则体系还相当陌生。本文在分析出版社改制后公司治理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应从产权设计、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等多角度予以完善,以实现改革之初衷。     

治理效能提升视角下的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建设法治乡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法治乡村的目的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当前影响治理效能提升的问题主要有法律供给不足、法律能力阙如、法律公信不强、法律意识薄弱等。提升治理效能建设法治乡村的主要路径有：健全涉农法律制度,着力保障法律供给;推进乡村依法治理,着力补足法律能力;规范执法公正司法,着力提升法律公信;加强乡村普法宣传,着力增强法治观念。     

论中国共产党治理的法治化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管理思维和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挑战,党的治理需要法治化。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对我国国家现代化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从实质上讲,党的治理法治化意味着党彻底接受规则之治;从形式上讲,规则至上、权力约束、程序刚性、有责必究和权利保护应成为其主要逻辑;从路径上讲,党管党治的法治化和管党治党的法治化是其两个主要面向。     

村庄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

治理资源配置是村庄治理的核心内容。村委会和村级党组织构成村庄治理的主体。集体经济、乡镇政府、民间组织等有形资源和合法性权威、乡村典章等无形资源构成村庄治理的资源。在村庄治理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着治理主体的角色迷失,治理资源配置过程规范性、科学性的缺失和治理资源配置方向的局限性等问题。要实现村庄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找准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定位,充分利用各种治理资源,加强村庄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配置。     

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机制探析

本文以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基层法庭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和角色。首先介绍了基层法庭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然后通过对乡村治理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机制的建议,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城乡统筹建设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目前成都市乡村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成都市提出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总体战略,着力从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成都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了系统总结这一实践探索的新鲜经验,及时发现实践进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推动成都城乡统筹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先后对成都市所辖的一些县、市、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形成了一些关于目前成都市乡村治理状况的基本认识,同时也对其中反映出来的部分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论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党的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创新群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健全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贯穿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全过程;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局面。只有把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才能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