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重在体制创新

前不久，原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被指控在汽车税上调前突击买车避税而引发轰动全球的“梁锦松效应”。尽管梁称买车只为接载刚诞生的爱女而并非避税，且当时港府未决定是否加税，还旋即公开检讨自己的“疏忽”，并将加税前后车价差款19万港元加倍共38万港元捐给慈善机构，但人称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有可能权力寻租的梁锦松仍受到立法会质询和特     

论我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几个问题

我国反腐败从依靠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 ,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来揭批腐败分子 ,再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严惩 ,逐步转变到了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轨道上来 ,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既有优点 ,也存在不足 ,必须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反腐败制度创新应避免再度出现“体制锁定” ,使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目标前进。     

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6条专门部署"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充分表明其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可分解为相辅相成、各有侧重的三个方面——反腐败体制创新、反腐败机制创新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它们分别指向"谁反腐败"、"怎么反腐败"、"凭什么反腐败"这三个问题。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出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这个重点,强化法治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以制度创新遏制制度性腐败

制度分析法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反腐败制度创新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徒法不 足以自行”,道德修养须以行为人的“切磋琢磨、涵养陶蓄”为前提。惟有从制度上对权力加以制约,建立适应转型期需要的 反腐败制度,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才是治本之策。     

构建和谐社会重在制度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延续,并未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对抗式的文化传统,因其相对完善的民主法治制度,却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在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旧制度下,社会和谐无法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仍未完成,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唯一出路。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重在制度创新

国有企业改革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为核心和根本的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重在制度创新,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创新,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保持一致。     

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反腐败机构与体制

一个反腐败成功条件的分析框架,应该包括五个必要条件: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反腐败法律(立法)、反腐败机构和体制(执法)、反腐败战略、人民大众的支持。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反腐败机构和体制。改革的方案应是纵向垂直、横向整合、授权充分、分步实施。一是对反腐败机构内部进行垂直化改革;二是对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改革;三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立法对反腐败机构进行充分授权;四是通过体制改革设置与反腐败机构权力对应的外部和内部制约机制;五是对党纪和法律的某些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     

当前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制度所具有的稳定性、强制性、全局性、规范性、程序性等特性,决定了制度建设在反腐败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反腐败存在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创新性、预见性;制度执行缺乏权威性、震慑性,自觉性、坚定性等缺陷。按照制度反腐的要求,应从坚持教育为基,形成不愿腐的自律意识;坚持制度为本,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坚持改革创新,建立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坚持惩治为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等方面,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     

论如何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腐败一直是历代政治上的一大难题。虽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反腐败,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腐败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是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但是反腐败体制机制的设计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关系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情况、新形势,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体制机制。     

从制度和人的关系看反腐败的突破口

反腐败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存在不反自消的灵丹妙药。如果不能克服"见物而不见人"的思维障碍,不分正邪、不触动社会面貌,不能提升社会正气,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纯地依靠物化了的"制度"或其他的技术性的"降温"手段,则很难起到扶正祛邪作用,反腐败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论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单一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目前许多腐败形式的流行,都与转型期治理结构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乃是构筑反腐败制度平台的重要举措。为此要求深化以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自治化、网络化为基本面向的反腐败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反腐败过程中来。     

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反腐败案件的证据制度探析

针对我国的反腐现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重分析反腐败案件的证据制度,指出我国反腐证据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根据证据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关的完善对策。以整个证据制度作为视角,从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扩大证据的来源以及丰富证据具体规则的运用上来阐述。     

智力共识、顶层设计与反腐败活动的制度转向

中国反腐败活动已经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制度建设,为了使廉政制度更好地运转起来,需要官方与民间更好地进行沟通,在与学术界、社会意见领袖、新闻媒体等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凝聚智力共识,进行顶层设计,构建系统性的战略规划和改革路线图,并在一把手监督、财产公开等关键领域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反腐败重在体制创新

今年初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被指责在汽车税上调前突击买车避税,从而引发轰动全球的“梁锦松效应”。尽管梁称买车只为接载刚诞生的爱女而并非避税,且当时港府未决定是否加税,还随即公开检讨自己的“疏忽”,并将加税前后车价差款19万港元加倍共38万港元捐给慈善机构,但人称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有可能权力寻租的梁锦松仍受到立法会质询和特首董建华公开信批评,甚至递出辞呈,香港廉政公署正式立案调查。由此想到国际机构近期对1072名在亚洲工作的外籍雇员的调查结果,新加坡继续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而中国     

充分释放反腐败法规制度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使各项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这再次彰显出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渊源与创新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渊源于中华"廉"文化中修身、民本和贤人政治等文化传统,也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政权建设、人民权力主体建设、反腐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和经验。习近平加快反腐败机构改革,对现有反腐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加强问责体系构建,使廉政责任制成为重要的反腐"利器";完善党员干部任免机制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应有的净化,从而实现了党建历史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创新。     

反腐败错误认识剖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尤其是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出现了"无用论""阻碍经济发展论""选择性反腐论""反腐过头论"等对腐败问题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低估了我们党反腐败和人民群众支持反腐败的决心,也低估了制度建设的威力。根除错误认识,要以斗争精神遏止错误认识,用纪律惩治错误认识,以制度建设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     

习近平要求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