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的追求——简述《大公报》在“新闻自由”上的观点与追求

《大公报》是解放前我国最大的民间报纸,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大公报》对“新闻自由”提出一系列观点,并为之进行不懈的追求。民主世纪的大梁——“新闻自由”《大公报》说:“大凡人类愈得不到什么,很自然的便愈想念它,憧憬它,有时甚至哄骗自己,装着已有了它。”“今有一个举世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然而它比     

克己知人 自强有为——漫谈孔子的“理解观”

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谈到“知”。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了解、理解之意。综合起来,孔子的“理解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克己知人。孔子一贯主张克制自己。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别人不理解自己,自己却不怨怒,不也是君子的品德吗?不仅如此,孔子还主张积极地去理解别人。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意思是不怕别人不了     

领导干部要有忧己意识

古文献《韩非子·喻老篇》曰:“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意思是说,“知己”抑或“治己”,比“知人”抑或“治人”更难。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领导干部,往往“忧他”者甚多,“忧己”者甚少。例如,有的同志对公款吃喝之风怒不可遏,可自己每逢“知己”,又不以为然;有的同志对“无礼”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怨气冲天,而自己给人办事不见回报,却又耿耿于怀;有的同志对     

怪与不怪

怪与不怪天津阎瑞祥“见怪不怪，其怪自坏”出自《夷坚三老·己·姜士家猪》和《平妖传》，意为发现妖异后不慌，妖异便不会作祟。现在想起此言，并不是感于其中的宽容大度和居高临了之气势，而是想就“怪与不怪”谈点自己的想法。在流言蜚语面前，“见怪不怪”自有其用武...     

从幻灭到奋起——谈谈现代化建设时代的青年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曾就潘晓文章《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开展了一场青年人生观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青年在讨论中提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进而得出了“人都是自私的”,只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消极结论。这些话出自青年之口,出自未来国家主人之口,引起了一些人对当代青年和民族前途的忧虑,个别同志甚至私下里发出了“世风日下,国将不国”,“青年思想复杂”、“垮掉的一代”的感叹。     

“鸣国家之盛”

大约是因为韩愈老先生享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盛誉的缘故,他的某些文章,后人几乎是奉为经典的。譬如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被浓缩为“不平则鸣”,至今口碑甚著。“大凡”鼓励自己或怂恿别人发牢骚、泄怨愤者,大都振振有词,昂昂引以为据。     

从《上李鸿章书》到《建国方略·实业计划》

《上李鸿章书》———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孙中山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状态的志向。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以下简称“上书”)中提出“富国四策”:“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冀望李鸿章“陶冶而收用之。”孙中山出生于一个普通乡间的平民家庭,深刻感受着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疾苦,“平民情结”缠绕于胸。青年时期,孙中山懵懂着希望得到当权者的认同和荐举,实践自己改变苦难民族生存环境的愿望:出现一个能够改良时政的政府,采纳他“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     

曹雪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曹雪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大部分是在北京西山度过的。这段时间，曹雪芹没有再写再改他的啼血之作《红楼梦》，以致“书未成”，自己也“泪尽而逝”。而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曹雪芹该是“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其实不是。     

“绿党”源于中国说

自清初康熙皇帝断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康熙政要》卷十八)后,几百年来“西学源于中学”说便一直薪传不绝,近代以来,更是蔚为大观。有趣的是,近代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却居然都宣扬“西学源于中学”,以为自己的主张服务。公认的早期改革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申明:“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洋务首领、俗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诉,则以此说反驳顽固派的责难:“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陈炽甚至大胆断定当秦汉中国大乱之际“必有     

关于民主的辩证思考

《社会之声》第四十一期刊登了冯明同志撰写的《民主不是“我作主”》(以下简称冯文)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当前某些人借口“民主就是我作主”,从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错误思想,颇有启发。但冯文笼统提出“民主不是‘我作主’”,从而把民主和我作主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这就值得商榷。     

自知·自胜

鲁迅先生“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钢弊常取类型”,因此,梁实秋先生即以“恶辣”、“著名的‘刀笔’”品评他的散文。显而易见,此系梁氏之“偏见”,忽视了鲁迅先生的另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即“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历史每每重演。钱钟书先生学术力作《谈艺录》、《管     

丁若镛《诗经讲义》的唯美政治思想与君子论

《诗经讲义》是茶山丁若镛奉正祖王之命“条对”关于《诗经》的八百问而作。茶山秉承《毛诗序》的“诗刺”说,同时深入阐发“风刺”皆“美刺”之论,将《毛诗序》关于“刺”的文学修辞引申为社会政治修辞,“美刺”成了“温婉礼乐”的政治谈话修辞格,“美刺”政治唯美化。茶山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惧乱臣贼子,而删裁成《诗》,则是昭示唯美的三代理想政治,君子是“唯美”政治的主体承担者,“一正君,而天下正”是君子之首务。茶山发挥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阐述君子之性在于“好贤恶恶”。君子之性具有单一性向,君子成性具有超越的指向。另一方面,茶山强调君子成性在于“平日之工,行之有素”,是生命实践的自然与自为,君子之工“知易,行亦不难”。在茶山,君子人格是超越指向与易行性的统一。     

三戒、四香、五硬

平素爱读闲书,爱辑格言,每遇精彩隽永之语,必赏之记之,把玩再三。近读《论语》,辑得“三戒”,读《汤显祖传》,辑得“四香”,读《明斋小识》,辑得“五硬”,都是讲人生心得,却又角度不同,联缀一起,可取互补之功。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四书之首，程颢、程颐兄弟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编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据此，《大学》皆孔氏之遗言而门弟子阐释之专集。“大学”是针对“详训诂，明名读”的“小学”而言的，认为它是“治国安邦”的“大学”，“初学者入德之门也”。     

文人相钦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读《天风阁学词日记》,见夏承焘先生于同辈及后学欣羡不已之深情,令人肃然生敬。如: “接圭璋片”,夏先生得知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已付梓,于是欣然记下“此不朽之业也”。其实为此“不朽之业”,夏先生每有发现,“即作一片抄示圭璋入《全宋词》”,也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 刘永济先生“笺屈六论”,序《元人散曲》,夏     

读《穷鬼传》

鬼之为物.可怖复可厌也。将“穷”呼之为“鬼”,是“穷”亦可怖复可厌也。有语曰:“两手怒搏,无术送穷”。挥拳相对,如打过街之鼠。于此可见,穷鬼人人厌之,人人弃之,人人驱之。 读戴名世《穷鬼传》,哑然失笑。此先生别具慧眼,看出另个道道:原来这穷鬼竟然也择人而处,要求甚严,毫不含糊。请看:韩愈有《送穷文》,欲送穷而不能。但穷鬼自“愈死,无所归,流落人间,求人如韩愈者从之,不得。阅九百余年……”九百年间竟无一可入穷鬼目者。这穷鬼也着实牛气得很,竟忘了自己惹厌的鬼脸,煞是好笑?     

中国古代识人方法品鉴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然而,假如没有那些睿智卓识的“伯乐”们,就不可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群。笔者试图对历代有关识人的论述、史迹作一番品鉴,以期于开发人才和选拔使用干部有所资鉴。 1.听——听其言。语言是人们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杨雄的《法言·问神》说:“言,心声也”。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借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政治家借此说服群众,外交家借此战胜对手,大律师借此争论公党……故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一文中说:“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以听其言来识别人才有其古远的渊源:姜子牙说“问之以言,以观其详;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庄子说:“卒然问焉而观其知”;诸葛亮说:“穷之以辞辩而观     

迷路的文艺作品与文艺批评的迷路——《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一文质疑

卢英宏的《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载《瞭望》一九八八年第四十一期)的一系列文艺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以为卢氏在文艺讨论中,态度不够诚实。黄钢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一处小说原文引证,竟被卢氏有意砍去了,却反转来又指控黄文“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大毒草式的大字报”、“声讨的檄文”、“掷抛高帽进而棒打吆喝”、“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等等。 黄钢引证了《男人》中“马克思”对“我”的一段话:“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但卢文既要“气愤”地与黄钢论辩,却公然将“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这要害性的话删去而不引。这就很不实事求是了。《男人》借“马克思”之口(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已在马克思寿终之年(一八八三年)即告“寿终”,这是《男人》的“点睛之笔”,全部要害之内核。黄钢文,击中了这个要害。但卢氏采取“鸵鸟政策”不说,又进而反诬黄钢“动辄上纲上线”,这是什么文风?宣布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早已“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即“寿终正寝”了,小说中的这种语言描写本已是纲上线上的问题,怎么成了黄钢“上纲上线”了呢?文坛白纸黑字的严肃论争,岂能如此以儿     

青年的良师益友——《青年文摘》受到普遍欢迎

“集众多报刊之精华,汇百科知识之甘露”这是读者对《青年文摘》杂志的赞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特地订购了二十套《青年文摘》合订本,分赠青海的青年养路工,希望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开扩自己的视野,迅速地成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办的这份综合性文摘月刊,在短短的三年中发行量猛增到一百二十多万份并不是偶然的。近年来,当社会上某些精神产品一度出现商品化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与他们创立自己的革命理论同时开始的。1844年4—8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开始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这篇著作当时没有发表。1845年秋天,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第一次公开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克利盖的通告》、《驳卡尔·格律恩》、《德国的制宪问题》、《诗歌和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尖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