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A股IPO抑价现象研究

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持续处于较高的水平。通过对询价机制实施以来的IPO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选取2001—2004年"半市场化"阶段的数据进行对照研究,认为,由于我国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各有其特殊性,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对于解释我国IPO抑价问题并不适用。另外,通过定量分析IPO抑价与市场涨跌的相关性,阐述了现阶段我国IPO抑价的根源在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短期过度追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A股IPO抑价影响因素分析

上市公司IPO(initial publi coffering)抑价现象是各国证券市场共同面对的问题,从国际上看IPO抑价现象普遍存在。但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开办时间不长,上市公司IPO抑价现象尤为突出。从回顾国外的有关研究入手,本文系统分析影响我国IPO抑价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IPO初始收益率,我国IPO的发行机制必须进一步改革,本文最后根据前文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深沪股票市场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投资者人数达7000多万,上市公司企业超过了1300家,资本市场规模已排亚洲股市第二位。但是,我国的股票市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行政培育、股市的发展迅速、环境的诚信建设、投资者的理性成熟等方面与发达的西方股市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诚如《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所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我国融资融券业务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GARCH模型的实证

自2006年6月证监会公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开始,融资融券业务正式走进了国内投资者的视线。融资融券业务经过历时四年的发展从2010年3月正式开始业务的试点工程,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市场调控机制而引发激烈的讨论。近年来,伴随着股票市场逐步进入"牛市",融资融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标的股票池扩增,投资者对其运用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内市场的一项基本操作业务。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给证券市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风险。本文将从融资融券的概念特点入手,通过GARCH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融资融券业务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数据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和基础,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有着不同的影响。如何寻求合理的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公司业绩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针对我国特有的一些股权结构特点和公司治理缺陷,寻求相应的对策与措施显得尤为意义重大。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东行为与治理绩效问题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分析描述了上市公司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股东行为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三者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国家股、法人股没有表现出其与公司绩效的显著相关关系;流通股对公司绩效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公司绩效越差。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效率分析

文章对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效率展开分析 ,指出股权相对集中的股份公司治理效率最佳 ,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试论中国近代股票市场的兴起和特征

股票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伴随股份制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经济现象,因而股份制企业在中国的建立是近代股市兴起的前提条件;同时,近代中国民间一定数量的剩余资本,客观上使部分人拥有了购买股票投资企业的资金实力,并在优厚利润的吸引下投资股票市场,使中国近代股市具备了兴起的资金条件;其次,股票是新生事物,近代中国对股票市场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对股票及股票交易逐渐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接纳股票的人从极少数扩展到上海各阶层的大多数,这正是中国近代股市萌芽存活的思想条件。同时,伴随其兴起之路,中国近代股市也具备了其显著的个性特征。     

股指期货市场对股票市场波动率影响研究

股指期货运行将对现货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有关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研究欧美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研究不足.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DCC-GARCH波动模型及Copula函数,对中国超级大盘股的股指波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股指期货的监管提出政策参考.     

浅析伪造有价票证罪中“其他有价票证”的范畴

有价票证自身具有的使用价值使得一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对其伪造变卖,并在票据上盖有自身伪造的印章,使消费者真假难辨,从中获取巨额暴利。对于一般的公司、娱乐行业所派发的有价票证,定伪造有价票证罪自然无疑,但一些涉及政府、事业单位的有价票证犯罪案件,因票证上盖有机关、事业单位公章,往往对政府公信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该类案件属于处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交叉盲点,在刑法条文的适用上存在较大分歧。通过以下一则案例,浅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造有价票证罪的范畴,并对适用何种罪较为宜进行了阐述。     

清末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建设的原因及绩效评析

股票市场监管是证券业和股份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及保障。我国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建设起源于清朝末期,追溯该时期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建设的成效与缺陷,总结其原因和教训,有助于我们完善现阶段的股票市场监管体制并控制金融风潮的爆发。     

我国股票市场巨幅波动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从2015年6月到8月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数次巨幅波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沪深股票市场的急速下挫以及异常波动已经席卷至实体经济,对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国企改革、产业升级、国际汇率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府的公信力。从政府、市场机构,以及投资者等多个角度对此次股市波动进行了深层次分析,认为期货制度的不完善、融资融券的风险助推功能、场外违法违规高杠杆配资的风险放大效应、投资者的非理性是导致市场剧烈波动的成因。据此,提出完善股指期货市场制度,科学设置融资融券规模,建立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评价体系,教育和规范投资者行为等应对股市波动的对策建议。     

唐代的酒价是多少？

《玉壶清话》是北宋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书中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唐代酒价的：     

论秦汉时期“抑商”政策的嬗变

农业不仅是人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农业自古以来就倍受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随着对农业重视程度的加深,抑商作为重农政策的辅助形势出现。秦汉政权一直实行重农政策,而对商人与商业的政策则前后有所变化。     

试述古代经济立法中的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早在商鞅变法中 ,就把抑商作为主要内容 ,颁布了一系列抑商法令 ,但商鞅这时的抑商 ,主要是强调重农和限制经商人数的增加 ,把商业的活动限制在不触动封建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范围之内。到了汉代以后 ,重农抑商就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抑制兼并的一项基本国策。封建统治者通过经济立法 ,使抑商政策贯彻封建社会的始终 ,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根本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秦汉重农抑商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的传统经济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战国时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武帝的打击商贾,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思想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从分析秦汉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和表现入手,阐述了该传统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基于体制变迁与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变化过程?从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出发,如何从监管者、监管对象以及监管过程三个角度来界定这样的历史变化过程?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绩效如何?根据不同时期食品安全管理主体、对象以及政策工具的差异,将建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区分为指令型体制、混合型体制与监管型体制三个阶段,同时对不同阶段的发展脉络、具体特征以及体制利弊进行了归纳总结。此外,选择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1990年至今的中国食品安全变化态势进行了测量,发现我国食品安全的形势经历了一个明显的V型曲线发展过程,并据此对这一过程提出自己的解释假设,以此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个白描式的描述图景。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从四个方面综合分析出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优化的四大结构性因素,从而将其监管绩效的现状与历史制度根源联系起来,提出未来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中国行政管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

行政成本问题,是影响政府管理效率与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剖1978—2005年行政支出增长的基础上,比较对照此期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国外行政管理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从中找出中国行政成本发展特点,为控制行政成本提出相应的思路。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