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能力构成初探

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需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对它进行考察。为此,本文从"群"的角度出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拆解,将政府治理能力划分为三个能力群,分别是经济治理能力群、社会治理能力群和自身治理能力群,并对三个能力群的具体构成进行了简要分析。     

雾霾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近年来,我国雾霾污染现象频发,雾霾天气不仅给人们的出行造成了不便,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雾霾治理不仅需要企业、公众的多方参与配合,更主要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的主导者政府来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从我国雾霾治理中政府责任的缺失着手,通过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完善和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使政府在雾霾治理中做好引导者的角色,发挥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加快我国雾霾治理的进程。     

论政府治理机制的构成要素、涵义与体系

通过检视已有文献发现,政府治理机制是一个黑箱式的概念,很少有人对其构成要素、涵义等做专门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以“事的理论”打开政府治理机制的黑箱.首先,介绍“事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界定机制和政府治理的涵义.继而,探究政府治理机制的构成要素和涵义.最后,进一步认为政府治理机制是一种体系,并分析了政府治理体系内容.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庆创新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指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归,对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系统地对政策路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方法改革创新。重庆着眼于产业发展一体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大众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政府管理民主化等开展民生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体现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民主性、超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重庆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体制动因、组织动因和经济动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民生幸福;二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和保障;三是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日趋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给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体系还未有效建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步伐迟滞、相关要素支撑不足以及平台建设远未跟上时代步伐等问题与挑战。为此,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识别

财政分权是解读和识别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视角。目前已有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中国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状况与当地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前者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实现上下级政府间的充分合作和国家的有效治理而采取的一种政府治理手段,这种治理手段与其伴生的地方政府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交织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此外,也不乏以财政分权作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代理变量来解释不同地区政府治理绩效差异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识别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但是,已有研究在财政分权测量方法上的分歧导致其结论难以统一。实证研究表明,财政自主度和支出比率分权才是分别测量一省省级政府自主程度和其向下分权状况的最优方法。在此基础上的聚类分析和偏相关分析则可以初步展现出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级政府三者间的权力分配状况以及不同省份的政府治理模式。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使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质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深层利益原因与助长这一行为的现行体制缺陷。参考信息经济学有关激励约束机制的论述,本文主张从行为鉴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行为惩罚机制三个方面相互配套,构成遏制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制度安排。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功能定位

网络治理理论自提出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的丰富程度上，还是在实践取得的成就上，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网络治理模式的出现赋予了政府新角色的同时又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以网络治理为视角，研究了合作治理的多元构成主体，阐述了网络化治理给政府带来的新问题并探讨了政府在多元治理环境中的新任务。最后，基于多元治理格局，提出完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     

为政府治理插上智慧“翅膀”——贵州省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大数据及其技术应用带来了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创新,成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背景和条件,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正对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与治理过程等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     

治理规模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基于新加坡“互赖式治理”的研究

治理规模与治理模式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现代化会带来治理规模的放大,治理规模的放大会带来治理成本上升、治理成效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治理模式的创新。对于新加坡而言,高速进行的现代化虽然带来了治理规模的扩大,但新加坡通过改进治理技术,特别是建立政府与社会"互赖式治理",以最小的成本化解治理规模扩大的难题。对比中新两国的人口和疆域规模,现代化带来的治理规模难题必然是新加坡所难以比拟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学习和研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转型期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府治理

人口学视野的社会转型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蕴 ,因而对转型社会特征及其人口表象———转型期人口与计划生育政府治理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职能定位、转型期人口与计划生育治理机制、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方面进行关联分析 ,是一种拓展性的理论尝试。     

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和使用,亟需科学、前沿的社会治理工具理论提供支持。检视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工具"向"治理工具"的演进历程。"治理工具"是一种全新的工具形态,是政府工具与非政府工具的总体化存在。"治理工具"的实践特性初步体现为存在的总体性,兴起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建构性。不同于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工具研究,"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合作治理的意义上开展的总体性研究,即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立场出发、以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行动工具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协同与统一的机制和原理。     

政府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政府把促进与实现社会和谐作为行政取向与目标 ,既是基本的职责 ,也是不断增强其合法性的应然需要。从“统治”到“治理”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 ,从“治理”到“共同治理”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向 ,实现共同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需要正确认识促进社会和谐关系的关联性、分层问题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     

政府治理模式新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范式。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概括出五种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型政府治理模式、阳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亲民型政府治理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

大数据思维和应用目前正以一种迅疾的速度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有力支撑。实践中,由于人们思维意识落后、数据开放共享困难、数据人才缺乏等制约因素存在,使得大数据在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中阻力重重。为此,应树立大数据理念,引领全社会的数据共享开放,全方位保障数据安全,大力培养大数据人才,弘扬大数据文化,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创新。     

风险社会视角下政府风险治理分析

风险治理是现代国家政府事务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针对政府风险治理的支撑理论开展分析,在探寻风险社会及其根源,以及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参与风险治理的三大原则和相关建议。     

大数据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研究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新一轮政府治理改革的浪潮,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大数据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关键资源,也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手段。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大数据运用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大数据战略的推进成效。大数据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包括大数据的决策能力、技术执行能力、政策评估和调整能力,以及大数据学习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流程的改造能力等。各级政府需要在考察技术环境、制度环境以及治理主体现有能力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建设。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走向合作型政府:21世纪政府治理的新趋势

作为在反思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兴起的新型治理思维与治理理念,合作型政府是政府治道变革变迁的新发展,反映了由单一治理到公共治理的结构性转向。构建合作型政府需要在克服其内在局限性前提下,在培育合作伙伴、运营合作关系、供给合作资源上下功夫,形塑整体性治理框架。     

试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重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可被视作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治理层面上的缩影。政府失灵的诸多困境,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会公正、推动组织创新、促进社会沟通等功能优势,可以弥补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而要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必须借助制度设计明确双方的治理重心。把自主治理领域真正让渡给公民社会,则是划定二者治理边界的一条重要准则。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政府的契约性、制度性合作,将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