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开始联结，从而有助于形成内外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新发展——《鹿特丹规则》之评析

正一、缔结《鹿特丹规则》的背景当今世界日益开放。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国际经济交往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高度。放眼全球21世纪的国际贸易与航运界,与20世纪20年代《海牙规则》诞生时的情形相比,无论是在船货双方的力量对比方面,还是在国际货物运输方式方面,抑或国际贸易货物运输量方面,都发     

财团法人商业行为的法律规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福利制度改革使得财团法人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对财团法人商业行为采取附条件许可主义成为各国立法的主流。立法对商业行为的限制包括目的关联性规则、最终用途规则、副业特权规则/商业化判断规则和非关联性商业活动限制规则等。在分类调整的理念下,引入后两项规则将有助于引导我国财团法人商业行为的合理发展。     

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兴起与流变——以英美合同法为视角

信赖利益保护起源于英格兰中世纪合同诉讼,在18世纪及19世纪前半期的英美判例法中获得了快速发展。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哈佛大学四大法学教授为代表的规则主义者对信赖利益保护进行抵制,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对信赖利益保护给予了限制性认可。20世纪4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法学推动了信赖利益保护的成长。新规则主义在20世纪末期抬头,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其诚实信用的价值基础将继续存在。     

论英国警察讯问较的发展

英国警察最初与普通公民一样，基本上不具有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权。司法判例以及20世纪前期发展的法官规则认可了事实上存在的警察讯问权并确立了基本的适用规则。由普通法调整的状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制定法在规范警察讯问程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的沉默权予以限制。警察讯问权总体上不断扩张，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法和制定法都努力保持警察侦查权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特征与现实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其特征是:在形式上,它是多线索、多形态展开的理论形态;在内容上,它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也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方法论上,它突出了其法学理论的非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倾向。从总体上看,它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思想准备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创立时期(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多元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宝库。     

从拒绝到关注:18年来的中国艾滋病立法

18年来,中国艾滋病立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立法、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立法、21世纪初艾滋病立法”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比较广泛的初步的艾滋病立法框架。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艾滋病发展变化的科学研究及其立法工作。     

从财政危机走向财政可持续:智利是如何做到的?

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的拉美国家一样,在国际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智利财政不仅孱弱不堪,而且陷入财政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智利政府开始进行艰难的结构调整,并逐步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尤其是在2001年,智利建立了著名的结构性平衡规则并不断完善。正是由于这些改革,尤其是结构性平衡规则的实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智利财政非常稳健。更值得一提的是,依靠其雄厚的财力,智利政府实施了规模庞大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既减少了经济波动,又通过平滑财政支出的波动,确保公共政策持续性,进而确保了社会稳定。智利的财政治理经验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同时,也对中国下一步的财政预算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国际私法中规则和标准之争的经济学分析

国际私法规范是应该主要表现为规则还是应该表现为标准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传统的理论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的方法被引进到国际私法领域中,并且首先被运用到对规则和标准合理性的论证中,现有的经济分析并没有给人们清晰的思路来解决规则和标准的争论。要想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私法关于规则和标准之间的争论,必须深入到规则和标准的经济学本质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实际,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中国冲突法领域中近期应加强研究的几个问题

发轫于西方的冲突法理论传入中国大概有100年时间。该理论在中国流传大约20年以后,北洋政府在1918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冲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但冲突法规则一直没有真正成为中国法院司法实践的准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冲突法理论和实践的     

浅析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日恢复贸易以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成了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新伙伴;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中国因素";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在日本2002年脱出经济衰退过程中起到了"中国特需"的作用。同时,着重分析了中日经贸的障碍,以及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意义和现实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日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所需做的努力。     

战俘的遣返问题探究

战俘有关待遇的规定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大量的公约对战俘的遣返问题更是加以强调。至1929年《有关战俘待遇问题的公约》,处理战俘遣返问题的规则已逐步发展起来。但二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40年代人权概念的传播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国际红十字会1949年制定的日内瓦第三公约虽与1929年公约极为相近,但其新规定更能适应新的需求。     

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历程与成就分析

中国政策科学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蕴育开创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取得了四大成就:围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学科建设初具规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气氛活跃;不少政策研究组织已经走向市场,产业化步伐加快,对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世纪之交的美国监狱制度研究

美国监狱制度发源于17世纪8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创立的“独居制”和“沉默制”的理念和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对监狱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美国监狱制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改造或矫正罪犯成为主要行刑目的之一，罪犯享有更广泛的权利，监狱和押犯数量不断增加，私营监狱占了一定规模，看守所行刑质量很差。女犯和老年犯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矫正措施越来越丰富，监狱经营活动活跃，重犯率上升。     

浅析我国的职工持股制度

我国的职工持股制度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而逐步得以规范发展。但目前职工持股制度存在诸如把职工持股制度筹措资金与国企改制的价值目标片面化,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方案,制度实施的监管不力等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挑战与应对:机器翻译的发展与翻译权行使的未来

20世纪30年代,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便提出用机器进行翻译的设想.近一个世纪以来,机器翻译实现了从规则驱动到统计驱动,再到神经网络驱动的技术进步,人类目前可以较为准确地实现外文作品的语言转换,授权他人翻译、出版以获取经济回报这一翻译权行使的基本模式因此面临着重大挑战.当语言转换非限于个人使用目的时,智能翻译机器的...     

“抢婚”习俗的现代遗留及其民间法处理——黔东南基层司法实践的困惑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抢婚＂习俗,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独特的＂抢婚＂规则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抢婚＂方式建立的家庭离婚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另一方面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思维意识却没有相应转变,这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冲突：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理解的＂国家法＂与苗族村寨群众在改变了原有的婚姻习惯法传统规则后所引起的＂特殊冲突＂,这成为基层司法实践中的新＂困惑＂。     

当代CIVIL SOCIETY理论简述

进入20世纪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取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再度关注。因而在20世纪引发了两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关CIVIL SOCIETY理论的大讨论。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为代表;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哈贝马斯为代表。     

教学理论比较研究需要把握的内容

路书红在《当代教育学》2007年第23期撰文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国外教学理论的引进和研究日渐增多,相应地也促进了中国教学理论的发展和初步繁荣。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却不难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对国外教学理论研究低层次重复     

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反诉问题研究

反诉是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种附带程序。20世纪90年代,国际法院涉及到反诉的案子突然增多,其基本上是被作为一种诉讼策略在使用。国际法院在处理反诉过程中的系列做法彰显了反诉的诸多法理。为了加强对反诉程序的控制,国际法院对反诉规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