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中亚政策

中亚大量德意志人的存在使德国在苏联解体后迅速积极地介入了中亚事务,而能源、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中亚战略地位的提高则使德国不断增加在中亚的投入并制定了中亚政策；与此同时,德国也推动欧盟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推动欧盟出台了中亚战略.德国在中亚的影响将继续扩大.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了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并展望了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和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尽管它在宗教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伊斯兰教,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未来,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前景.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

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在发挥功能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构建集体认同等方面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欧盟在中亚推进的"规范性外交"却遭遇诸多瓶颈.因此,欧盟也在调整其中亚政策.2019年,欧盟启动全新的中亚战略,将"连通"作为核心理念,推动中亚扫清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障碍和制度障碍,"涓滴"欧洲化的治理模式.但这一新战略的推进存在较大的难度:一是缺失地区合作的双赢思维,导致有效多边主义难以实现;二是过分强调地区治理的条件性和规范性,束缚了合作的灵活性;三是集中关注民主和人权议题,引起中亚各国的普遍不安.在国际大变局下,欧盟的中亚治理需摒弃零和思维,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伙伴而非对手,才能推进中亚善治的目标.     

人民币与中亚五国对外贸易中计价结算问题的研究

尽管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流通量已经初具规模,且在逐年增加,但是,在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手段尚未广泛使用,结算币种 99%为美元,人民币的流通数量也非常有限.既然有了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流通现象,这是偶然的、民间的、非协议性的现象.这影响着人民币的周边化、亚洲化、国际化.因此,人民币能否周边化以及如何从周边国家扩展到非毗邻国家,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是从微观贸易的角度分析人民币在中亚五国对外贸易计价结算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     

2022年中亚形势：地缘震动中的困惑与选择

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中亚国家形势喜忧参半。中亚各国纷纷进入独立后新一代领导人执政期,各项改革在进行过程中。中亚各国执政当局的控制能力较强,以反腐败和反垄断为抓手,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足以稳住局势,使之不发生大的动荡,但各领域改革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国内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封控限制解除而进入恢复增长期,供应链安全和通胀加重是最大难题。外部的阿富汗威胁依然很大,并有向中亚渗透的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大国在中亚的博弈趋于活跃。随着俄罗斯陷入乌克兰危机,其对中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美西方和周边国家趁机填补力量空缺,使得“C5+1”（中亚+）合作模式备受欢迎,中亚国家虽获得更多关注,却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选择难度增加。中国始终与中亚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在总结前期建交30年经验的基础上,约定共建下一个“黄金30年”。     

欧盟的中亚新战略

针对长期以来缺少一个明确的对中亚政策的问题,欧盟于2007年通过了 "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为欧盟与中亚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盟的新战略充分考虑到中亚各国的国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在该战略通过之后,欧盟积极开展对中亚的投资,并在人权、环境、水资源等领域与中亚展开对话,同时避免在该地区出现对抗与竞争性局面.     

中亚地区面临“伊斯兰国”影响的内外环境分析

国内恐怖极端主义发展态势严峻和阿富汗北部局势不稳是中亚地区面临较高的＂伊斯兰国＂威胁的内外环境背景因素。＂伊斯兰国＂威胁在中亚地区的主要表现包括,＂伊斯兰国＂中亚籍人员数量不断增加;高职位军人和政治人物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社交网站是＂伊斯兰国＂向中亚进行宣传和招募人员的主要途径。目前,中亚面临的来自＂伊斯兰国＂的现...     

美国与俄罗斯的中亚竞逐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及其属性凸现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国和俄罗斯由于其各自特定的历史抱负和使命感、该地区在其对外战略中所占有的特殊份量、以及两国特殊的历史交往过程等因素,使其在中亚地区的相互竞逐过程尤为引人注目。尤其是“9·11”以后美国和俄罗斯在互动中展现出新型的竞逐态势,对地区乃至全球局势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独立伊始,中亚就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西方主流学界创造了中亚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与命题,强调中亚政治分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夸大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甚至将新庇护主义模式作为解释中亚政治演进的核心内容,忽视中亚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制度建设与制度互融的成就。制度构建不仅是中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通过不断发明和建立新制度,同时将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融入正式制度,这些是中亚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中亚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s)发展模式:减少地方主义、族群矛盾以及部族政治给现代国家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吸纳地方政治精英以增强国家能力,发展象征符号来凝聚共识,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以重建合法性。中亚政治突破了制度正式/非正式二元逻辑,正在形成现代中亚政治。     

中国、美国、俄罗斯“C5+1”机制的比较与评析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大国竞争不断加剧,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各主要大国纷纷采取“小多边”的合作新模式与中亚国家展开互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域外大国相继同中亚五国构建了“C5+1”机制。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美、俄三国的“C5+1”机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中共性在于这些机制都是以自身与中亚五国的利益契合为构建的基础,以元首峰会和外长会晤为主要对话形式,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卫生为主要合作领域;差异在于机制的其他对话形式不同,主要合作领域内关注的议题不同,主要合作领域外关注的其他领域不同,以及对外联系的对象不同。而通过纵向剖析可以发现,三国构建的“C5+1”机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机制间形成了复杂的竞合关系。这意味着各机制既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又无法排斥其他机制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与运行。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发挥和扩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补齐机制短板,保证中国-中亚机制的稳健运行,以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分权化背景下的印尼海外移民治理研究

印尼是东南亚主要的移民输出国之一,2012年其海外劳工总人数约为600万人。2001年以来,印尼采取"大爆炸"(Big Bang)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实行权力下放,授予地方广泛的自主权,这对其海外移民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权化背景下,印尼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移民治理法规,但由于改革自身的缺陷所在,印尼的海外移民治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且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     

中亚公共行政管理的经济作用:分权与混合政体

本文旨在研究中亚公共行政管理组织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结果的方式,探讨了中亚地区公共行政管理中主要的劣质要素,尤其关注政体与公共行政管理之间的联系.本文同时概述了中亚国家作为行政管理改革内容的分权和权力下放,论及了正式的分权和非正式的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管理合作

自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的边界管理一直无法有效保障该地区安全,也未能起到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欧盟为保证在中亚的能源和安全利益,积极推广欧盟边界一体化管理经验,主要通过BOMCA(边界管理)和CADAP(毒品行动)两个援助项目予以实施.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合作已初具规模,其最终目的是将中亚国家边界与其东部邻国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再将东部邻国边界与欧盟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形成从欧盟到中亚统一而有效的边界管理体制.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阿富汗开始进入后反恐时代,其国家重建的最艰巨任务是在国内各种安全威胁并未彻底根除、社会族群关系依旧紧张对立的形势下,完成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直接的边界接壤、相同的宗教信仰、跨境民族的存在、特殊的历史联系以及紧密的安全联动,将中亚国家与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捆绑在一起。在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中亚国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的角色。     

改革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新趋势

现代官僚制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官僚制是整合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欧洲、非欧民族国家的兴起都与在国内实行科层制的实践相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僚制难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改革官僚制已成为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

作者通过总结和分析中亚的态势,提出在中亚存在的多重三边关系.首先,作为中亚区域的核心三角关系: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三边关系; 其次,跨欧亚区域的三边关系,包括俄罗斯、欧洲、中亚国家,其中包含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 第三,全球层面的三边关系,例如: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关系,俄罗斯、欧洲、美国的关系.从长远来看,中亚地区内部的多元化以及外部的多样化共同深刻地影响这个区域的发展.作为中亚外部环境的基本形式,三边关系应以尊重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为目标,并考虑在不可避免的合作与竞争的外部行为过程中采用共同的价值标准.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