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心理动机研究——兼论对中国独联体地区外交的启示

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不过,其行为似乎并非在贯彻一种试图在前苏联地区重建"帝国"的连贯战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应对。通过将心理因素纳入到分析当中,能够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为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自乌克兰反对派破坏与亚努科维奇达成的和解协定而主要的西方国家迅速承认由反对派组建的临时政府伊始,俄罗斯决策者即产生了强烈的愤怒和怨恨等情绪。主要受此情绪影响,俄罗斯决定推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眷恋"感,使其排除了支持克里米亚独立这一选项。由于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关系有别于其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关系,致使俄罗斯目前没有在该地区复制"克里米亚模式"。从心理层面分析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动机,对于我们明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何以演变至目前这种"新冷战"的状态,以及剖析欧美国家对俄政策的失误能提供一定的洞见,而且能为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的杠杆

克里米亚米岛位于乌克兰南部的黑海沿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1954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乌克兰族出身的赫鲁晓夫为纪念乌俄合并300周年,将其划归乌克兰管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再提出重谈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要求恢复对该半岛行使主权,对克里米亚可谓是志在必得。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归国难题

19世纪末以来,以色列一直是俄罗斯犹太群体迁移的主要方向。1965、1990年后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促成了"俄罗斯-以色列"为轴心的文化空间格局。在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以色列"大熔炉"理念带有集体认同结构升级的诉求,使当代"流散"的内涵显著复杂化,也使俄罗斯犹太群体的认同问题愈发凸显。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重构是在矛盾分裂的语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下,亟须摆脱流散地意识形态阴影,重建符合犹太集体想象的民族文化源头;另一方面,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流散地文化影响极深,强调精英智识和精神性,深受民粹派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反而愈发依赖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认同更加倚重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如下趋势:克服俄苏国家话语导致的记忆危机,增强历史文化记忆的约束力;保护流散地的俄罗斯传统,实现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的分解与再融合;经历文化适应与对立认同阶段,逐渐向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文化共同体过渡。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

苏联解体近二十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波动,而每次波动都伴随着俄罗斯对自己国家身份定位的变化.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没能融入西方,普京与美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合作也没能使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东西方身份定位的不断摇摆和对大国身份一味地过度追求,对其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俄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同时,美国对俄罗斯身份定位的认同与否,也影响着俄美关系.     

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不确定性,是千百年来困扰其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再次面临这一难题并重新抉择。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俄罗斯多元化思潮的激荡中脱颖而出,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在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层面上,较合理地回答了俄罗斯文明定位不确定性的难题;并在深厚哲学建构的基础上,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以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的方式重塑俄罗斯文明,对俄罗斯本国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建构性力量,但它一旦超越国界就容易引起国家间或区域间的冲突。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地方史的编撰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19世纪初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史观在东欧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逐渐升级,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俄罗斯帝国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俄国西南地区深受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影响。19世纪20至30年代,沙皇政府武力镇压民族运动,强力推广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9世纪中后期,借俄国地方史编撰的契机,经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阐释,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和政论的出版,使乌克兰地区完成了从民俗学到史学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基本确立。     

"色彩革命"与独联体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变局表明,独联体内部的新一轮"民主化"浪潮继续上涨.这是继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国家确立新国家身份的延续.如果说,苏联解体解决了这些国家"离开谁"的问题,那么"色彩革命"则将解决"靠近谁"的问题.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对独联体产生重要冲击.一系列"色彩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民主先锋"的角色、立场将发生重要变化,独联体内部因"民主化"问题而引发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威信可能继续下降,独联体未来发展前景堪忧.     

苏联的民族动乱和它的几个特点

一、形势严峻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特别是近一年多,苏联的民族骚乱和族际冲突迭起。仅据苏联报刊公开透露的它们即有数十起。1986年春,雅库茨克市的雅库特大学发生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闹事事件。同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学生滋事,反对苏共中央解除本民族的共和国领导人职务而换上俄罗斯人。1987年夏天,原克里米亚鞑靼人赴莫斯科请愿,在中亚游行示     

东欧中亚问题研究资料索引

前苏联苏共‘矿杂水书记”和友秘膺运动原苏联地区的族际关系宋玉波赫舍晓夫时期苏联军事改革述评原苏联地区国家会融撇度现状了二)张鸿渝李华 丁佩华缩译今月乖欧中垂今日东欧中亚俄罗斯研究歌亚观察 独执联体国家声灰复苏联衬道路难以打通玛;存诚联而不紧砂戮联体竺承军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姜毅独联体一体化将姐何发展徽小军独联沐经济一休化引人注目陈玉荣俄罗斯、白俄萝斯、哈萨克斯坦加快一体化进程纳扎尔巴耶夫论一体化何题盛毓琪译联体包良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政洽形势研讨会发言选登‘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一书评介…     

2月24日之后斯拉夫欧亚的危机:重访晚期苏联

本文将原苏联领土上最近发生的危机解释为1989—1991年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延续。苏联的民族地域联邦主义将各个族群的认识政治化和原生化,最终在苏联经济改革后期造成了激烈的民族冲突。普京以他的历史观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其基础是对乌克兰历史的泛俄式的理解。这种对历史的政治化让我们想起了苏联后期的分离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当时,一些自治单位希望从所属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分离出来,留在苏联境内。然而,国际社会无条件地支持母国(前加盟共和国),要求分离国(自治单位)回到母国,并通过“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 juris)的国际法原则将母国的这一提议合法化。一些自治单位已经成为不被承认的国家,而其他自治单位(例如克里米亚)则积累了不满情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08年后原苏联地区的所有战争都是晚期苏联分离冲突的重现。克服分离冲突最流行的外交方案——联邦化——几乎没有效果,而另一方案——土地换和平——也没有取得突破。被激怒的冲突各方倾向于转向单边甚至军事方案:使未被承认的国家成为保护人国的保护国(2008年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由母国重新征服(2020年的卡拉巴赫),以及由...     

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摩尔多瓦——兼议“德左”的走向

复杂的时空变迁和外部力量的政治博弈之下,摩尔多瓦在独立以后长期面临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定位、“德左”和加告兹地区分离主义、国家治理能力弱等问题。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左”以及摩尔多瓦的经济社会形势雪上加霜。西方基于摩尔多瓦地缘战略地位上升大幅增加战略投入,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也加强与摩尔多瓦的合作,促使摩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加速推进罗马尼亚化和去俄化,加快与欧盟和北约合作的步伐,导致摩政府与“德左”当局的关系以及摩俄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摩尔多瓦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又一个“前哨”。俄罗斯、西方、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德左”各有利益诉求,摩尔多瓦以及“德左”的走向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在俄乌对峙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在“德左”及摩俄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长期看这种风险呈现上升态势。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白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多变的历史命运,始终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苏联解体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新构建,成为白俄罗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言的萧条、文化符号的多元、历史叙事的冗杂,以及他者文化的渗透,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就语言政策进行调整,如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如何应对"俄罗斯世界"的文化冲击——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下一步发展方向。     

分离冲突的起源:基于国内外联动的视角——乌克兰与摩尔多瓦的配对比较

以往有关分离主义的研究将分离冲突视为国家内部权力主体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难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爆发分离冲突而另一些地区并不存在,并且忽略了外部力量和次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联动关系。本文认为,地区分离冲突受到两个变量的制约,即分离精英对当地的控制力以及外部支持力量。对分离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的分离政治精英更容易进行社会动员,获取外部支持,与母国容易爆发冲突,外部力量则促成了分离冲突的升级。而对地方政治难以控制的分离精英则面临更多限制,分离冲突爆发可能性下降,且难以获得外部力量支持。本文选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和加高兹地区,组建"案例集"进行比较,发现分离冲突爆发主要取决于分离精英能否控制地方政权,而外部干预容易推动分离冲突的升级,致使分离问题难以解决。     

原苏联地区的族际关系

原苏联130多个民族虽曾断断续续地同处于一个大家庭达数百年之久,但从来没有真正和睦、融洽地相处过。苏联解体,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切民族间的恩怨嫌隙都暴发无遗,致使有关国家内部局势动荡,矛盾冲突频发,有关国家之间相互成仇、干戈相向。冷战后原苏联地区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集中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纷争和矛盾。就近年的情况看,该地区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人的地位问题,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之间,非俄罗斯人相互间的冲突问题以及俄罗斯的反应及其引起的问题。     

融入欧洲一体化与乌克兰危机

<正>融入欧洲一体化,是许多原苏联国家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制定的对外战略目标之一。特别是在欧盟启动"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之后,原苏联国家中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入盟热情达到历史高潮,特别是在乌克兰还因此爆发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危机。乌克兰地处欧洲大陆东端,长期以来处于沙皇俄国和苏联统治下,国家文化和经济制度已经被深度"斯拉夫化"。但是,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却对"回归欧洲"孜孜以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符号政治

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俄罗斯新的统治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置那些体现苏联时代的符号?如何采取措施与过去切割?然而关键是需要一种新的叙事。尤其是当政治发生剧变时,新的叙事就更为必要了。在叶利钦时期,由于采取强烈的反共姿态,最大程度地否认苏联时代对俄罗斯的经历有任何积极的贡献,结果,以此为基础的叙事受到俄罗斯社会诸多派别的反对,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新的叙事应该在全面研究苏联历史、对苏联时期作出有意义的阐述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有意义的、具有连贯性的叙事,能够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合法性的长期基础。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