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之探微

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运行失当的表现和成因,提出完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村组法>的实施细则,在乡镇民主制度方面创新.     

村治——乡政的基石

<正> (一) 乡政村治,是治理乡村的活动。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无论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繁荣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公益事业,村治对于乡政部具有重要意义。村治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我国村治的现状如何呢?这里,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暂定,作为一个确定的层级,“村治”中的“村”,是指相当于政社分开前生产大队一级的村。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把我国村治的现状划分为三大类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乡村治理：历程、困境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设""乡政村治"以及今天的"三治融合"的变迁轨迹。新时代,我国的乡村治理成效斐然,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展望未来,实现乡村善治,乡村治理需要从明确乡村治理主体、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挖掘和开发乡村新业态等方面综合发力。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     

恩施州“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效及意义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强发展弱治理"的现状,恩施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的,探索形成了由优选"村医村教进村级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网络技术建设、推进建立"法律顾问"体系的制度建设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危机,构建乡村信息化平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方式,还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治"工具。这一创新模式既立足于当前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     

"行政消解自治":理解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一个视角

"行政消解自治"是国家汲取型体制下"乡政"与"村治"之间带有必然性的一种关联方式,它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在税费征缴年代呈现出工作上的共谋性利益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交往上的情感共同体相互映照的关系,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危机日益彰显的重要原因.税费征缴时代"行政消解自治"的滞后效应是造成...     

关于全市村主职干部工作、生活、思想状况的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换届后村主职干部工作、生活、思想状况,探索增强村主职干部队伍活力的措施,我校选定都亭、东城、团堡、沙溪四个乡镇办事处共97个建制村为调研对象,对乡镇领导、驻村公务员、村主职干部、"村支两委"委员、村民代表进行工作、生活、思想状况的调查。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德清县:着力构建乡村治理服务新模式

正近年来,德清县通过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调动村庄内生动力,营造起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提升乡村治理凝聚力。一是育好一支"领头雁"。开展"先锋领雁"行动,落实城乡社区主职干部定期培训,深化开展书记论坛,完善主职干部中心工作捆绑考核、健全项目领办、述职评议等机制,切实提升带头人能力素质。评选县级美丽乡村建设带头人4名,切实强化基层干部正向激励。二是撒好一把"黄金米"。制定新一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办法,     

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亟待破解三大症结

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亟待破解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症结,即"乡政村治"格局的"结构矛盾"、"以农养政"格局的"不当需求"以及"以官为本"格局的"权力僭妄"三大症结.     

论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适——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明确界定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框架内,它们理应在农村社会和谐共存,共同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乡政与村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难以化解。为此,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浅析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乡政村治是降低国家对农村管理成本和调动农民自主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目前由于法律的不完善、行政体制关系未理顺及管理主体素质不高等原因,致使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因此,必须从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干部下沉何以助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

干部下沉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机制，也是党独创的一套用以有效治理乡村的常规实现形式。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可以发现，干部下沉从三个方面助推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一是依托群众路线的持续贯彻，切合了乡村社会的熟人底蕴；二是借助治理机制的有效创设，激发了治理体制的实践效能；三是凭借政社双方的耦合勾连，构造了国家与村社关系的二元合一。从治理有效出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干部下沉长效机制建设既要立足村庄的具体实际，也要注重甄别下沉干部的个体特质，从制度层面保障其能充分将自主能动性释放于乡村治理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