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工商贸易政策及其作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红色根据地。她在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这与根据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工商贸易政策,搞活苏区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作管窥。 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首先,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六路“围剿”,先后出动了正规部队约20万人和地方保安团约10万人的兵力,企     

从小平同志批判“因党而骄”谈起

邓小平同志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党历史上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典范。他在1941年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这篇重要文献就深刻阐述了根据地政权建设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对“因党而骄”错误倾向的批判尤其独到新颖,至今读来仍倍感亲切。 我们知道,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贯主张“以党治国”。1928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提出的《训政纲要》竟鼓吹“中国之一切主权治权”,均由国民党包办,公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这充分暴露了其镇压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本质,也是其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嘴脸的写照。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针锋相对,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     

公正在于求实,科学在于求是——就《越人歌》族属问题再与邓敏文先生商榷

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的族属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越人歌》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认为《越人歌》与壮族有关者,如韦庆稳、白耀天两先生;有认为《越人歌》与侗族有关,如张民、林河两先生,以上观点都是从语言学、文学的角度去研究而得出的。邓敏文先生运用历史地理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壮族和侗族今天的分布断定:《越人歌》是侗歌     

侗族乎?壮族乎?——也谈《越人歌》的族属

两汉刘向在其所著的《说苑·善说》篇中,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听榜枻越人唱歌的情景及越人所唱的《越人歌》一首。这首《越人歌》的族属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莫衷一是。《壮族文学史》认为.“《越人歌》是一首有文字记载的、距今已是两千多年历史的著名的古老壮歌。”壮族语言学者韦庆稳先生从语言     

也谈“正始之音”——兼与丁放先生商榷

丁放先生撰文认为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的“正始之音”是指“正始诗歌”，笔者认为“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在《修竹篇序》中是对“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这一经典名句的化用，应属“用典”，用以表示惊喜、赞叹之意；“正始之音”在句中保持其本义“魏晋清谈”，在全文中只能联系上下文，取其比喻义；丁先生文章中用以论证在文学史上“‘正始之音’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的其它数条材料，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李白《清平调词》寓意新探

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自从晚唐人韦叡《松窗录》记载写作经过以来,众多读者认为那是李白二入长安供奉翰林时的应制之作,其意不外乎歌颂杨贵妃之容貌如“红艳露凝香”的牡丹花云云。但是,韦氏将李白写诗的时间系于“开元中”,且曰“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辞”等,均与李白大宝元年进京和杨玉环天宝四年八月被唐玄宗册封为贵妃的实际甚相矛盾,故其说难以令人置信。     

侗族《玩山歌》浅议

侗族《玩山歌》是侗族人民口头创作的一种情歌。分为《初相会》、《请坐歌》、《齐会歌》、《久伴歌》、《送别歌》、《苦情歌》、《失恋歌》、《逃婚歌》、《伴嫁歌》等等。从形式上看,多半是四句一首的;但有的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有几十甚至上百句为一首的。一般一句歌7个字,但也有9个、11个、13个字为一句的。它们从爱情的角度,真实地再现了侗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侗族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和伦理观念,反映了他们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愤懑,对自己婚姻的强烈追求。侗族民间不少优秀的“玩山歌”经久不衰,至今唱传,实为民间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不许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四人帮”围剿《园丁之歌》的罪行

“四人帮”围剿《园丁之歌》,无中生有地给这出戏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罪名,其中之一就是抓住“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句唱词大作文章,攻击《园丁之歌》及其主人公俞英是在宣扬“文化至上”,“智育第一”,把俞英打成“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竟然篡改毛主席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无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接受马克     

民进党向何处去

“一石激起千层浪”。3月底以来,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先生和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的大陆行,启动了两岸关系对话的新模式,已经在台湾岛内、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引起广泛反响。反应大多是积极的,正面的,认为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有助于吹散“3·26大游行”在两岸关系上空所出现的淡淡乌云。然而,借用两句不完全贴切的成语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尽管这些行动得到台湾岛内外大多数人的赞赏,但在民进党中,毕竟有那么一些人,有一种“逆反”心理,特别感到“不爽”,甚至上纲上线,大肆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弘扬井冈山精神推动新一轮发展

井冈山精神产生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的边陲地带，边界数县高山丘陵起伏连绵，远离中心城市，是国民党统治力量鞭长莫及的地区，便于革命力量的积蓄、保存和发展。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旨意，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杀戮。     

评《水浒》的封建妇女观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的文学杰作,但对妇女问题描写却有失笔之处,这些思想观点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通的。《水浒》英雄绝大多数是不堪官府、豪强的压迫被逼上梁山,但有四个人却是因为杀掉了三个“坏女人”:武松(杀潘金莲),宋江(杀阎婆惜),杨雄、石秀(杀潘巧云)。 潘金莲是《水浒》中主要妇女形象之一,经过《金瓶梅》的演化,成为家喻户晓     

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民政服务水平

正洪湖地处湖北省中南端,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长征主力红二方面军的摇篮、红色经典《洪湖赤卫队》的娘家。全市国土面积2519平方公里,人口近94万,其中:精准扶贫对象50450人,优抚对象7.6万人,各类社会救助     

隆安隆重纪念“隆安战役”66周年

隆安隆重纪念“隆安战役”６６周年“隆安战役”是红七军于１９３０年２月初，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的第一次重大战役。其时，国民党反动军队５０００多人，从南宁向右江革命根据地进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七军２０００多指战员在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与敌人奋...     

在民族歌剧《拔哥》中感悟信仰的磅礴力量

<正>广西这片革命的热土,孕育过大量的英模人物与仁人志士,红色底蕴深厚。由广西艺术学院师生创作展演的民族歌剧《拔哥》,将镜头聚焦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韦拔群,再现其“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崇高精神,讲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河池东兰县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2021年,《拔哥》获文化和旅游部第四届中国歌剧节优秀剧目奖;2022年,获广西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荣誉。     

《全台诗》蔡廷兰《请急赈歌》之商榷——以版本及典故为主的考述

2004年2月“全台诗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计划”,出版第一阶段成果《全台诗》一至五册。“开澎进士”蔡廷兰诗作也纳进此次出版范围。以蔡氏《请急赈歌》为例,编者虽本《全台诗凡例》,严谨地写下十七条校记,但其中却有多处仍待商榷。首要原因在于编校《请急赈歌》所据底本欠妥,故而“将错就错”。其次,《请急赈歌》编校时也有漏校,例如《请急赈歌》第四十九联“救荒如救‘灾’,祸比燃眉蹙”,实为“救荒如救‘焚’,祸比燃眉蹙”。最后,目前可见文献,《请急赈歌》开头皆作“昔读宝俭箴,贵粟贱金帛。昔闻袁道宗,蠲赈上六策”,诗云“袁道宗”者,据笔者考察,乃所有《请急赈歌》此处皆刻印有误,当作“昔闻袁宗道,蠲赈上六策”为是。     

1930：“富田事变”的前前后后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乡和富田镇,如今在江西是两个极普通的乡镇,然而,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两个地名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创建的较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红色割据中的“李文林式”，指的就是李文林等创建的东固根据地；后者则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写自己同大众共同的思考——记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

蛇年春夏之交，笔者在北京中华文化学院专访了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我先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先生您对十二木卡姆音乐了解吗？您对新疆的印象如何？”“十二木卡姆音乐我听过一些，但没有专门研究过，毫无疑问新疆的民族音乐是个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我相信哪一个中国人都会对新疆有好的印象的。”他说着脱口哼了几句王洛宾的歌。“胆大妄为”梦红楼王立平先生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就是为《红楼梦》作曲。自清朝以后流行一句话：“开口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有了…     

论“左”倾思想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害及其与西北革命党人的分歧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掩埋了同志的尸体，继承他们的遗志，又开始了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流血牺牲，终于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开创出了一块块革命根据地，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因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残酷斗争环境，以及国际共运指导方针上的一些缺陷等因素，党内“左”右倾错误几度泛滥，特别是“左”倾错误对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危…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正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文章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文革”初期我所见到的吴晗先生

我是在“文化革命”初期见到吴晗先生的,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面。 1955年5月间,报纸上突然铺天盖地登出了批判吴晗先生的文章,什么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火药味很浓,大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之势,读了让人心惊肉跳,可想而知当时吴晗先生会是怎样的心情了。吴晗先生一时间成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反动学术权威”。这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把我弄得惶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