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及实践——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体会

通过对SCC的仲裁规则与中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仲裁法中不同之处的比较,来说明中瑞两国之间在仲裁理论与实践中的不同特点,以增加对瑞典仲裁制度特别是对SCC的认识和了解,并有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第十七届国际仲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英文缩写CI．ETAC)承办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英文缩写ICCA)第十七届国际仲裁大会。於5月Ⅱ6日一Ⅱ8日在中国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厂国际商事仲裁的新视野和展望』，重点研究了中国仲裁与调解问题。特别是投资争端解决、临时保全措施和裁决执行等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法,在仲裁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定义出发,阐释了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意义,论述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简评《2010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通过介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最新版本《仲裁规则》（第四版）,并将之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较早版本《仲裁规则》（第三版）进行比较,简要评述新旧版本之异同,指出该最新版本在功能和制度上虽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也有可能在实务中引出更多的问题。总体而言,该最新版《仲裁规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管理案件的功能和仲裁庭自主进行仲裁程序之间的平衡,有望促进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及其启示

以中国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首,中国香港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仲裁机构体系,并在国际商事仲裁界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临时仲裁在香港发展迅速,其比重远远超出机构仲裁。探讨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问题,将为我们正确认识内地仲裁法提供一定的启示。     

评析设立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维护仲裁的本质

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和跨国多方当事人合同争议的增多，仲裁第三人问题引起仲裁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在是否有必要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阐明了正反两方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并列举了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和实践经验，通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笔者驳斥了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认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本质决定了仲裁庭的权力来源于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授权，不能设立第三人制度使仲裁诉讼化，失去其自身的优势。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是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因为裁决的公开似乎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私人性特征相矛盾,其实它并不会减损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公布仲裁裁决,每月公布隐去了当事人信息的仲裁裁决,每年年初原文公布上一年度的所有仲裁裁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立即公开仲裁裁决,满足特殊证明条件之下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这些共同构成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促进了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探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国际商事仲裁与ICSID仲裁的比较

国际投资仲裁脱胎于国际商事仲裁,许多国际投资争端也用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来解决,但随着国际商事仲裁与ICSID仲裁的发展,二者表现的差异性日渐明显,通过对两者异同点的比较,指明ICSID仲裁应实现“去商事化”的发展.     

论国际投资争议的“强制性仲裁”

传统理论与实践都认为，自愿性是仲裁的基础和核心。但随着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的发展。在国际投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制性仲裁。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强制性仲裁的出现，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新动向，而且随着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日益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强制性仲裁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其所涉及范围也可能从投资领域扩及到其他领域。     

第17届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ICCA）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2004年5月16～18日，第17届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英文缩写ICCA)国际仲裁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本届会议题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新视野和展望”。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有关中国的仲裁和调解；外国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

在当今的国际仲裁中,几乎没有什么人采用在法院诉讼中适用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各国法律以及机构的仲裁规则对仲裁中应适用的证据规则只有少数的、原则性的规定,而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了当事人和仲裁庭自行处理。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律师协会制定的《国际仲裁取证规则》。它是一个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结合与妥协的产物,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便利和有效的帮助。其中有许多做法是我国现行法律和实践中所没有的。我国律师和仲裁员在总体上对该证据规则不够熟悉,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也鲜有适用它的例子。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理解和熟练运用国际仲裁中通行的证据规则将成为摆在仲裁专业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院职能

<正>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纠纷而建立的规范体系,国内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活动中具有协助职能和监督职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下,国内法院又协助又制约的法律地位是由国内法院的国家司法性和国际商事仲裁的民间契约性所决定的。意识自治原则是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关系当事人在此前提下,依据契约自由原则,订立仲裁协议,商定以仲裁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纠纷,从而表现了仲裁当事人意识自治的特征;国内法院对此以国家司法机关的名义予以认可并且予以协助。公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决定的国内     

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在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时 ,应适用或参照《纽约公约》的规定 ,可仲裁的争议事项范围尚有待扩大。我国一些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已有限地赋予了当事人对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选择权 ,“非内国仲裁”理论的某些合理内容 ,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吸收。我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适用 ,以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为主 ,但不得违背我国强行法的规定。基于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现状 ,仲裁法的修改目标之一应该是使我国至少成为对外商有一定吸引力的一个新兴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使仲裁程序更加简捷 ,以便利当事人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仲裁是当事人在争端发生之前或之后通过合意达成的争端解决方式。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争端解决方法，不仅仅是因为仲裁机构的中立性得到肯定，更因为仲裁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各国的立法者,寻找一国社会公共利益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之间的平衡点是任重而道远的。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各国立法者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的限制也逐渐放宽。本文将分别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以及对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发展趋势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

当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出现了仲裁协议效力有条件扩张的趋势,将仲裁协议的效力延伸至非签署方,即非签署方也能依据仲裁协议适用国际商事仲裁方式解决其纠纷。本文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趋势、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障碍和突破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限制三个方面研究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问题,目的在于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司法、仲裁实务提供参考。     

论争议可仲裁性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商事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可仲裁事项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发展趋势。有关国家在知识产权争议、证券争议、反托拉斯争议．破产争议和消费者争议等几类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的态度转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并强化着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