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

知识产权法有促进竞争的一面,但与竞争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竞争法对知识产权具有“抑”与“扬”的双重功效,既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在协调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时,竞争法应对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予以豁免,对不正当行为予以约束。     

发展中国家在竞争法国际协调中的路径选择

跨国反竞争行为的出现和各国竞争法的冲突，使得国际社会协调各国竞争法的需求日趋强烈。由于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所处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相差很大，两者在竞争法国际协调过程中所持有的立场理应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在竞争法国际协调的过程中必须针对自身国情，进行正确的路径选择，方能在抵制限制竞争行为对经济全球化成果的消解作用的同时，获得国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的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运输、金融、电气通信、能源等规制产业领域里开始了推进规制改革。以前,按产业、行业而形成的纵向式规制体系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形成了被细分化的分管结构。与打破这种分管结构一起,在构筑市场准入以及横向性规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规制改革,就是以引进竞争、促进竞争来形成效率的最大化为目的,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目的同出一辙。由于规制体系的革新,就连以前反垄断法的规定所不能及的规制产业,也可适用竞争法(反垄断法),现已形成新的规制政策和竞争政策并存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期中,规制法、政策与竞争法、政策的关系已从对立发展到协动的时代,在具体的协动上正按行业进行着探索。     

日本的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运输、金融、电气通信、能源等规制产业领域里开始了推进规制改革.以前,按产业、行业而形成的纵向式规制体系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形成了被细分化的分管结构.与打破这种分管结构一起,在构筑市场准入以及横向性规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规制改革,就是以引进竞争、促进竞争来形成效率的最大化为目的,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目的同出一辙.由于规制体系的革新,就连以前反垄断法的规定所不能及的规制产业,也可适用竞争法(反垄断法),现已形成新的规制政策和竞争政策并存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期中,规制法、政策与竞争法、政策的关系已从对立发展到协动的时代,在具体的协动上正按行业进行着探索.     

互联网经济下特殊产品经销协议的集体豁免规则

集体豁免制度可以平衡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公平执法与效率执法之间冲突,对反垄断执法机关处理特殊产品经销协议类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我国特殊产品经销协议集体豁免规则的过程中,必须在借鉴吸收欧盟集体豁免规则和美国经销协议类案件判决规则的同时,将互联网经济可能带来的新的竞争问题纳入规则考虑范围,准确界定集体豁免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确保规则应有效用的发挥。     

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协调

自从新加坡议题提出后,①国际社会对与贸易有关的竞争政策与竞争立法越来越关注.文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探索竞争政策与竞争法能否一体化?在怎样的框架下才能协调各国的竞争政策与竞争法?     

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知识产权的设定与行使既促进竞争又不可避免地限制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在限制竞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竞争。在知识产权领域,本身也存在反竞争行为,具体可分为可容忍的反竞争行为和应受管制的反竞争行为。对于知识产权滥用导致的反竞争行为应受到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民法基本原则以及竞争法的规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行业协会是被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主体之一,由于其自身性质和特点,在实践中既可以雏护和规范竞争秩序,也可能成为限制竞争的工具.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与一般的经营者相比,还存在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危害范围广等特点,各国对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一般采用了较为严格的规制措施.相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反垄断立法,我国<反垄断法>在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上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认定标准不明确,行业协会的范围不明晰,豁免制度不完善和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等,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行业协会进行明确界定,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论国内竞争法的域外适用

传统上,竞争法是一国的国内制度,仅规范国内的反竞争行为。然而,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和国际投资的不断发展,许多竞争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而是涉及多个国家、地区。在没有一部统一国际竞争法的情况下,如果国内竞争法仅在境内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某些反竞争行为便有可能逃避其应受的规制和处罚,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扭曲。在处理跨国竞争案件时,某些国家、地区超越了竞争法的严格属地性而对其进行域外适用。这主要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我国《反垄断法》在域外适用方面学习了国外立法经验,在司法实践方面也有了初步尝试。对美国、欧盟和中国竞争法的域外适用分别进行分析,可以探寻国内竞争法的域外适用在规制跨国反竞争行为方面所具有的效果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竞争法政策目标的选择

我国竞争法政策目标的选择,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体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理念,紧密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努力实现竞争法政策目标的内部协调、竞争法政策目标与产业政策目标的协调以及竞争法政策目标与社会政策目标的协调。     

论公司与股东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的老问题,就公司、股东外交保护问题来说,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努力实现两大目标:其一,对于外国在我国国内的投资,要依法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出现纠纷,要立足国内法律体系给予救济,防止其母国滥用外交保护;其二,我国的企业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我国的海外公司企业遭受损害之后,也要积极利用外交保护规则来保护我国海外国民的权益。     

我国竞业禁止制度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人才流动的频繁发生引起企业商业秘密泄露的现象屡见不鲜。竞业禁止制度旨在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被竞争对手知悉和利用，是现代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这一制度已经被各国广泛应用，而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只有一些法律规则零星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和部门规章之中。需要对我国主要的一些法律规定进行整理，找出立法中的缺陷，结合各国经验，提出一些完善竞业禁止制度的立法建议。     

西部大开发立法若干问题浅论

西部大开发立法就是把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经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意志及利益定型化、法制化。立法工作要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法律价值取向的总原则 ,并充分考虑西部的实际情况 ,有重点的进行。立法实践中需明确认识立法工作的紧迫性、创新性、求实性、重要性、民主性 ,以及借鉴国外经验的必要性。     

论反致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

反致制度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项重要的也是颇具争议的制度。它的产生源于各国冲突规范的差异，是在适用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的过程中产生的。本文沿着“概念-历史-价值-立法”的途径进行探讨。首先，从处理国际私法案件的思路推导出反致的概念、类别。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了反致的产生发展。最后，将反致置于我国国际私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认为我国应当将反致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的例外方式予以接受，并结合作者的理解给出了立法的建议。     

简单合并立法就可以吗？——评民法典草案第84条船舶碰撞法律适用规范

船舶碰撞是典型的海上侵权行为,其原因的复杂性和后果的严重性都超出了一般民法所调整的范围,所以各国海商法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调整船舶碰撞法律关系.但各国碰撞实体法在船舶外延、碰撞种类、赔偿范围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而国际上有关碰撞的公约及其调整范围都非常有限,所以涉外船舶碰撞准据法的确定仍有赖于各国冲突规范的指引.通过考察部分国家冲突规范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比较我国民法典草案第84条涉外船舶碰撞法律适用条款,分析该条款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立法经验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运用“法律选择模式”和“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运用诉讼法中的强行性规则限制管辖权条款在某些领域的运用,实际上也起到了与运用公共政策类似的作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①明确规定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我国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不足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及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建议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分析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相对待遇标准,其法律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防止歧视性,还意味着适用于本国投资者的所有法律体系都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本文通过对国际投资法实践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规定的具体分析,认为国民待遇适用的投资政策性和一致性,势必要求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慎重选择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明确例外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投资政策.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论WTO争端解决中“司法积极主义”的现实影响

DSB在WTO争端解决中呈现的"司法积极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维护WTO规则的完整性的同时,也破坏了WTO规则的可预见性,从而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自身面临体制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它也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在多边规则制定和解释上的不平衡性,导致"南北问题"在现实中的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