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角下的公民财产权保护

界定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含义及其规范结构,分析我国现存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旨在提出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论未成年人财产权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体制,司法保护不健全,应建立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统一规制,制定统一的未成年人财产权法规,完善监护制度,设立监护人管理财产的监督制度。落实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特殊立法。     

论刑事诉讼财产异议制度之建构——以刑事侦查阶段之财产权保护为视角

由于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被追诉人财产权利存在冲突,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诸多措施极易侵犯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利。借鉴民法和民事诉讼中关于财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通过有选择的改造,从实体权利构建和程序制度保障两方面,建构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异议制度,以期对被追诉人之财产权起到切实的保护作用。     

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及其中国语境

财产权从诞生之日就与正当性结下了"不解之缘",财产权的确立到成长都依托财产权正当性的论证。财产权的正当性论证包含了两个标志性的阶段,财产权正当性的获取阶段,通过正当性的论证,财产权得到确立,并最终成长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是国家对财产权限制的正当性论证阶段,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是否可以接受限制,可以接受何种程度的限制及其制度评价。基于财产权保护的中国背景,财产权的正当性体系的探讨具有了现实价值,本文从财产权的"理性工具"审视,财产权的位优保护、财产权的目的性和规律性遵守等方面予以探讨。     

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涉财问题

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对被追诉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尚存在缺陷,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涉及被追诉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救济措施很不完善。应基于宪法精神,加强对被追诉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     

试论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盲目的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有效投资,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立个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是宪政的基石,是实现宪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对有关私有财产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征用补偿条款;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和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私有财产范围界定不明确。对此,首先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来保护,把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观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次,建立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范体系;第三,建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加征用补偿条款;第四,通过划定公权和私权的界限,确认主体普遍享有的财产资格。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界定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中的法治意识

建设法治国家和小康社会必须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通过严格执行法律制度,大力弘扬蕴涵于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中的法治意识及价值观念,如财产权平等保护、维护财产安全、保障人权、抵御公权力侵犯等意识,从而使法律制度的运行更自觉、更合理和更顺畅。     

人力财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人力财产权纳入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是现实的必然,人力财产权法律制度是产权制度创新的强力支撑,是中国特色的财产权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治理·宪政·财产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而宪政起源于对以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因此,从保护以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基本人权出发,实现宪政制度创新,是实现治理的有效路径。     

再论财产权利

财产权是保护社会财富、资源和劳动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的生命与自由的条件。当个人财产权利得到普遍尊重和保护时,才能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对公共财产的尊重和维护。保护财产权对穷人比富人更重要。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     

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干预与保障——以优位价值目标的选择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历来都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并列的三大基本人权,是宪政的基石。刑事诉讼法学上的财产权具有独特的内涵。干预公民财产权的司法活动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干预本身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保障",原本体现了对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利的尊重和认可。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保障重在程序性制度的合理设置和救济制度的建立。     

农民土地财产权权益制度保障研究

作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原始起点和中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是目前与今后相当长一端时间内存在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对农民土地财产权权益保护的结构性基础。但由于现行的有关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存在着产权残缺等障碍,因此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围绕着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仍然存在严重争议,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明确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并实现切实的立法和制度保护不能流于形式,如何既坚持土地国有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切实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权益,就成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论改革开放政策对私有财产权的影响

“李约瑟之谜”、新制度经济学引发了对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反思。改革开放政策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它为中国私有财产权打开了封闭的闸门、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个体化,触及了私有财产权灵魂。党的富民政策是私有财产权确立与保护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来源,改革开放的政策内涵着合同自由与追求财富的民法机理．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浅析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权之法律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完善我国现行宪法中的财产法律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真正有法可依。     

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障及其完善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它不仅需要宪法的确认和规范,更需要行政法的保障。作为公权力的行政权由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直接性、单方面性、强制性等特征,使其成为公民财产权最大的侵害源。假借公共利益、违法作为、怠于行政、滥用职权是其侵害公民财产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2004年的修宪已经在三个层面上确认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但是由于宪法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以及观念和认识上的不正确,导致我国现行行政法在保护公民财产权方面尚存在范围狭小、对行政权的约束过于宽泛、行政救济对象与事项偏小和偏少等不足。应当在完善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正确认识公民财产权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公民财产权行政法律保护体系,来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制保障。     

生态保护补偿行为的法律性质

生态保护补偿有关制度设计的前提,在于对其所规范的补偿行为法律属性的判定。现有的法律性质观对生态保护补偿的判定依据不科学,均未抓住生态保护补偿行为背后的主要矛盾。虽然生态保护补偿活动中存在行政行为,但不是其本质属性;生态保护补偿也不是行政补偿,不是行政合同行为;我国存在生态保护补偿的市场化行为。本质上,生态保护补偿行为体现了民事财产权的运行,是平等、独立的民事物权主体之间的民事财产权关系,这种财产权关系体现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同领域的保护补偿中均有体现。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制度的构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是发挥其用益物权属性、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要求。构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制度具备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应当在坚持物权平等原则、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原则以及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条件以及行使方式,并建立健全与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相适应的配套设施。     

刑法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财产权应予以平等保护——以刑法对企业管理领域违法行为的规制为研究视角

我国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公有财产优先于私有财产"观念,是我国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财产权实行区别保护的根本原因。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发展以及刑法新增"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规定,均要求刑法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财产权予以平等保护。     

公用领域私权理念的比较视角

两大法系都存在处于民法生活序列中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产权中间过渡阶段的公用领域，但其法理解释和制度构建却有明显的差异。按照权益标准对公用资源进行分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权利人对公用资源的支配关系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