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数额"和"非数额情节"并重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但是,新司法解释对这一定罪量刑标准中的"非数额情节"标准存在认识偏差。新司法解释实质上仅规定了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它并没有规定单独的、详细的"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从而导致"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不具有明确性,从而不便于司法操作,不利于司法统一,为此,应建构一个科学的"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体系。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发展,有必要建立贪污受贿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之定期调整机制。为了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要对我国现行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认真对待量刑--量刑程序化初探

实现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适当,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整个刑事审判工作的两项基本要求.但在我国,无论是立法操作还是司法实践,抑或是学界探讨,量刑程序都是不受关注、极易忽视的领域,量刑非程序化现象极为严重.现行以定罪为中心的庭审结构是导致量刑非程序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构建"先定罪""后量刑"的二阶段庭审结构便可初步破解这一难题.在保证定罪程序准确、公正的同时,还须构建"阳光下的量刑"制度,以保证量刑程序的公正.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个案量刑公正失衡的原因分析——以二维视角为切入点

个案量刑公正失衡有其表面、直接原因与深层、间接原因,从表面、直接原因分析,量刑受制于定罪,定罪环节中出现问题则必然影响量刑公正性,把定罪视为形式逻辑三段论最后的结论,定罪环节之中出现的问题有小前提案件事实认定的碎片化,大前提案件法律规范适用的瑕疵性;量刑环节中对量刑公正的影响包括法内因素案件法官量刑裁量因素的复杂性,法外因素社会舆论的压力性。而影响个案量刑公正的深层、间接原因则为法治"异化"下的形式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和科层(官僚)制下的非人性化。     

量刑与定罪程序的分离和独立

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量刑程序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当前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是合一的,立法没有对量刑程序本身进行详细的设计,因而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借鉴国外两大法系在分离量刑与定罪程序方面的一些做法,在我国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严打“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严打"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依照刑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不能因为"严打"而降低定罪标准和加重刑罚;"严打"要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严打"期间对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基本平衡;"严打"要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适用刑罚,不应一律适用重刑.     

防卫过当情节适用问题研究——以故意杀人罪为视角

防卫过当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的定罪和量刑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影响。认定构成防卫过当,不仅可以作为确定其属于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定罪情节,同时也必须在量刑层面再次适用防卫过当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条款。防卫过当是法律给予正当防卫人的"额外"奖励,将其作为客观评价罪行轻重的定罪因素后,在量刑层面同时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不违反重复评价原则。     

量刑纠正机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直以来成为人们诟病量刑不公的把柄,而且传统的"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也的确给法官的审判活动定下基调,因而,量刑问题始终是中国司法改革比较棘手的问题.量刑纠正机制的建立前提是量刑从定罪中独立出来,它是通过各方参与并对量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事中救济的量刑一体化活动.当然,量刑纠正机制得以建立并顺畅运行尚离不开程序与制度之维.     

论量刑建议权在量刑规范化中的作用

量刑规范化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保障，而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对定罪非常关注，而对量刑却不太重视。只要定罪准确而量刑重点轻点无所谓似乎形成共识。在人权保障、和谐司法等理念的深入下，量刑的平衡和公正越来越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如何防止量刑裁量权的自由化，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也就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而量刑建议权是量刑规范化的有效措施。     

CITES附录野生动物及制品犯罪案件法律适用及定罪量刑若干问题考辩

涉《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附录I、II所列非原产于我国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犯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争议较多。基于我国国家生物安全风险控制及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之目的,在遵循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立法基本旨趣前提下,对非原产于我国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困境进行溯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法理意义。解决刑法视域下野生动物之"野生"应如何定义、人工繁育的CITES附录动物种群是否值得刑法保护、以贸易管控公约作为刑罚渊源是否具有合理性等问题,则是对此类案件进行定罪量刑的重要基础。同时,对涉非原产于我国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及定罪量刑,应结合相关司法实践确定相应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并就此提出量刑规范完善建议。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量刑程序完善研究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本质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必须完善量刑程序。我国量刑程序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法律思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裁决具有较大影响力、未充分体现刑事辩护的价值等问题。需要将定罪量刑程序予以有效区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拓宽量刑信息收集的渠道、用证据增强说明力,吸收被害人对量刑过程的参与、尽可能还原案件真相才能切实改变庭审虚化现象以期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盗窃罪新司法解释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盗窃罪的罪状和法定刑,1998年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于2013年4月4日出台并生效实施。新司法解释坚守刑事法治的正义立场,持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了一般盗窃行为的定罪量刑数额,降低了盗窃医院病人财物等八种情形的入罪数额,界定了特殊盗窃行为的成立条件,盗窃行为样态界定清晰,定罪量刑实务操作便捷,热点争议问题积极回应。不过,新规对盗窃数额的调整也可能危及公众对法安定性的信赖,对重要术语的释义还显抽象,对盗窃取得被害人谅解的问题未与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相衔接。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我国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传统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法治国家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实务界所作的积极探索,为我国实行死刑独立量刑程序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公正为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效率、资源配置等因素不足以构成死刑量刑程序改革的障碍,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以实现死刑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技术试错以及适时适当的立法突破构建以成就我国的死刑量刑程序改革,切实可行。     

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利弊分析——以《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为视角

两高《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是对贪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问题的回应;值得肯定的是《解释》对贪贿犯罪明确完善了"概括数额+弹性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在职务类犯罪定罪量刑模式上也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但在整体透视上,《解释》中仍存在着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数额的无差异化,单位受贿、单位行贿量刑标准不一,条款虚置等体系性阙如瑕疵等问题。虽然《解释》解释已经正式颁布,但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仍待解决。     

量刑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定罪与量刑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两个中心环节,两者紧密相连。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准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奏,但是定罪的最终效果应落实在量刑上。量刑结论是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裁量的结果,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量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司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而公正量刑是民众对司法的关注点和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     

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刑法适用的若干问题——以“两高”关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刑法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为范本

非典型肺炎发生后,"两高"迅速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若干犯罪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问题。强调特殊时期刑法适用的原则,对特殊时期的含义予以规范的界定,从定罪与量刑两方面认定特殊时期的典型犯罪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