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分化:市场、再分配还是家庭结构?——基于广东、北京及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8年北京、上海及广东城市户住房分化来重新审视市场转型议题,结果发现:反映市场分配逻辑的家庭收入及借贷行为与住房产权呈正相关;体现再分配逻辑的单位后房改福利与二套房呈正相关;父代户口为村镇的独生子女没有住房优势;经历过早期福利分房的住户在高房价地区有二套房优势。城市住房分化是市场、再分配及家庭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市场与再分配对住房分化的作用力的方向存在同一性。     

住房分化的区间效应:谁会贬值?——基于CHNS 2009调查数据的发现

住房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分别遵循再分配逻辑与市场逻辑,具体各自体现为权力优势与人力资本优势。转型期中国城镇住房分化规律基于CHNS 2009住房面积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是"权力不贬值",权力优势不因市场条件差异而有所减弱;二是"人力资本贬值",人力资本的回报在市场较发达地区不升反降。可见,城镇住房分化是再分配与市场在某个历史条件下结合的函数,市场与再分配对住房分化的贡献存在区间效应。"权力不贬值"是因为渐进转型导致再分配空间仍然存在以及由于市场不健全而滋生"权力寻租"空间;"人力资本贬值"则是因为高学历人才在市场较发达地区因供大于求而贬值,或由于再分配的结果在市场较发达地区因增值较大而对市场有显著扭曲作用。     

制度转型与住房贫困生成秩序变迁

住房贫困的生成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因住房的获得遵循再分配规则而受行政等级的支配,那些单位行政级别低、个体行政职务较低或无行政职务者,只能从国家手中获得质量差且面积小的住房。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城市住房贫困生成秩序变得异常复杂。贫困个体或家庭注定要站在商品房市场门外,因为住房行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往往是家庭行为。渐进式住房改革模式导致单位再分配及其已经私有化的公房对住房市场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效应,那些丧失早期福利买房机会及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之后没有享受单位变相住房福利者易陷入住房贫困。城市住房贫困在中国转型时期是市场、再分配及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剥夺的结果。     

市场化转型下城镇居民住房资源分化——基于住房价值与住房数量的实证分析

在研究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时,住房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本文通过CGSS2006调查数据,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价值与住房数量的分化机制。研究显示:地区间的制度性差异在住房资源分化研究中不可忽略;地区市场化程度能有效提高整体住房资源的供给水平,对于城市居民现住房的价值和住房数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资源分配遵循市场与权力两套分化逻辑,再分配权力在多套房的获得上仍保持优势回报。     

重视购房消费投诉建立防范违约制度

贵阳市住房体制改革1999年初在全省率先启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行城镇居民住房分配货币化,使住房全面进入市场,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商品市场,活跃房地产市场,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贵在求真务实——广州市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调查与思考

早在1998年国务院决定终结福利分房时，就已将住房保障体系规定为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时至今日，中国房改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以市场化、货币化为指向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改善城镇居民住房困难局面、促进产业发展、增加税收等方面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不断显现，在城市发展与利益博弈的双重推动下，城市地价不断创出新高，     

社会分配:效率与公平关系及其有效处理

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呈正相关关系;再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短期、局部有矛盾,长期趋势一致.初次分配公平是实现分配公平的基础,再分配是一种事后的静态利益补偿机制.初次分配的机会不公、再分配调节不力因素叠加在一起加重了我国收入分配失衡.治本之策在于从完善制度、机制入手解决机会不公,并辅之以再分配的有力调节;在初次分配环节处理好经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再分配环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秩序与民生改善

住房作为一种生活必须品和重要投资品,既要保证社会群体的普遍可得,又要有一定的市场活跃度,以保持供求平衡。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表象繁荣,与住房保障不够完善有着很大关系。因为绝大部分居民只有通过在商品房市场上购买住房产权,才能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公众“人人都要买房、房价只涨不降”的心理预期。房价在已经超出普通居民可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依然伴随着买方热情的高涨而快速攀升,这种缺乏经济基本面支撑的表象繁荣,本身就隐含着市场的无序。无序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破解这一难题的思路须遵循以下逻辑：实施有效的住房保障政策,稳定消费者预期,平衡市场供求,理顺市场秩序,通过营造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提高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从对垒到共生:社会分层机制的嬗变

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的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从市场与权力的鼎立到市场、权力及中介变量等的共生,充分说明:嵌入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分层动力基础,部分地由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分层出现了变化,市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从非层化到层化;权力逻辑与市场逻辑需要倚仗中介变量即关系才能更有效的透视转型期社会分层。     

城市住房市场的供需模型分析

城市住房市场的供需模型涉及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方面.城市居民对住房的自住型需求和投资型需求都在迅速增长,而住房开发企业垄断经营、政府收取过高的税费和土地出让金阻碍了住房供给的增加,从而造成较差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分配效果.为此,要从提高市场供给量、优先满足居民住房需要和加大保障型住房等方面着手,促进住房市场健康发展.     

老年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市场作用及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人口老龄化与福利国家危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福利供给模式受到挑战,多元化和市场化成为福利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的主旋律。目前我国老年社会福利供给体系建设处于由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责任平衡与边界划分成为福利改革的关键。其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特点使得这一部门在与"责任"和"效率"相关的福利供给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对市场作用及实现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合理界定市场的责任边界和作用方式,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推动我国老年福利供给体系建设。     

共同富裕视角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思路——逻辑解释、问题剖析与政策优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中国特色政策性住房消费金融制度,住房公积金在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推动住房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从本质上看,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多维度逻辑解释,它是保障住房权的重要工具,是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纽带,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精神富裕的重要支撑。然而,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明晰属性定位,突破有限公众参与的问题,完善先富帮后富的政策机制,顺应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在统筹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中,需要处理好建制扩面与企业减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一体化发展与因城施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住房租赁和住房购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功能提升与资金安全稳健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个体收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为此,应该持续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积极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立法进程,稳步推进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一体化发展,科学创新住房公积金使用方式,系统构建住房公积金协同治理体系。     

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住房制度改革

我国长期实行的低房租、高补贴的实物福利型住房分配体制,既造成了住房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又给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不改革由国家、企业统包的实物福利型分配制度,就不能解决日趋严重的住房难问题。因此,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进住房商品化势在必行。     

从产权差异到资产分化：98房改以来城镇居民的住房

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城镇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与之关联的住房利益分化越来越不容忽视。已有研究对住房利益分化的长时段变化趋势缺乏考察。基于98房改之前与之后共9个时点的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住房状况及住房利益分化趋势的系统分析表明，随着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的改善和产权住房自有率的上升，以产权与实际居住面积度量的住房利益分化大大缩小，但由住房资产所体现的住房利益分化日益凸显，甚至自2010年以来表现出“极化”倾向，而且这一利益分化过程越来越多地受到诸如房价、地 理空间等个体经济收入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政策背景下，重新定位房地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加强对住房利益分化的调节，已成为一种必然。     

完善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思考

完善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是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需要从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增加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有效供给、完善福利住房保障体系、多渠道保障住房资金来源、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保证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浅谈住房货币化的必要性

一、商品化是住房社会化的前提 商品化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住房商品化要求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社会化就是改革各单位自行建设、分配、维修、管理职工住房的体制，实行社会化、专业化的住房运行体制。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施行，最终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住房供应方面长期实行的单位自建、自分、自管、内部运作、封闭运行的模式，把职工的住房供应引向市场，引向社会。货币化分房较为彻底地实现了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基本消除了住房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贵阳市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方案》从贵阳市实际出发，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精神，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职工租、购公有住房，取消成本价，与市场接轨，一律按经济适用价来统一。职工以货币来实现对住房的私人所有，同时也使住房资产从企事业单位的总资产中剥离出来，真正实现住房社会化。多购房或住超标房只有支付更多的货币，从而使住房分配趋向公开、公平、公正。住房一旦完善其产权转移成为职工的私有财产，就可以进入二级市场依法自由交易。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模式的建构

作者在文中对城市社区福利和社区福利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分析国外社区福利模式入手,通过阐述几种代表性社区福利模式在中国社区的适用性,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福利发展模式——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我国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社区福利建设中的职能和地位。     

共同富裕视域下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突破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同时指明了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为我们从国家再分配能力角度探索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逻辑起点。当前,强调我国的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理论上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逻辑相通,实践上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能力建设重心变化的历史逻辑相连。目前,我国的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主要面临着社会保障治理的协同化能力不强、法治化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不高、利益分配协调层面制度安排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手段方式不成熟、财政收入结构还需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有待合理优化等现实挑战。针对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在社会保障治理、利益协调及财税分配方面的不足,应着重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夯实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物质基础,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制度依托,同时发展协商民主为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建设提供民意支撑,以此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单位角色与职工住房利益分化

尽管国家在推动住房改革过程中发布了数目繁多的住房改革制度，然而就笔者所调查的长沙市六个单位来说，他们几乎只执行了提租、住房公积金和售房等三个主要制度。而且，这三个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单位之间差异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单位效应。如六个单位对职工住房“提租”，其目的并不与国家住房改革目的相一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推行严重依赖于单位经济效益，售房政策的实施又依赖于单位获取住房资源的能力高低，这样就出现了：两个企业单位主要出售80年代以前建设的旧房和非配套住房；两所大学出售的住房中有一半是新建的，一半是经过改造加宽的住房；两个政府机关单位出售的都是新建的超面积配套住房。所以，住房改革制度实施结果所造成的职工住房利益分化高度依赖于单位的“再分配”性质。     

住房市场“双体系”发展协调程度如何?——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房市场共同形成住房市场的"双体系"。本文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及内部主要省份的住房"双体系"发展水平、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实证分析,并将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内部比较分析和与全国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住房市场"双体系"协调发展问题不理想,内部各省市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应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适当控制商品房市场的非理性发展,相应提高整个住房市场的长期整体规划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