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罚金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类型适用

实践中对于罚金刑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与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具有一定随意性。应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殊预防的核心本质,从预防目的入手建构罚金刑的适用与犯罪类型的衔接模式。具体的类型化过程应区分轻罪与重罪,在重罪中区分财产犯罪和其他贪利型犯罪。对于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将之定义为在主观要素上具备“营利目的”“牟利目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所有目的”之一的犯罪。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存在着不同要求。在上述模式的具体适用中,应着重考虑效率价值对于预防目的的影响,对相关模式所指向的不同要求进行一定变通。     

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构建

量刑事实构成要素可从立法、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将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据按照是否有利于被告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具体设想是: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确立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担,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论“恶势力”的概念与认定问题

理解“恶势力”概念含义与认定问题的前提在于对“恶势力”具体犯罪形态的明晰“。恶势力”可分为一般“恶势力”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犯罪形态介于一般共同犯罪与犯罪集团之间,是有组织犯罪的低级形态。对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三方面考虑。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其与一般“恶势力”组织、一般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予以考虑。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务问题探讨

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导向下,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放宽对案件证据要求的现象,易导致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偏差。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的数额认定、是否复制他人作品的认定以及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要严把证据关,严格依照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打黑除恶”要破十大难题

《瞭望新闻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 由于法律、管理、保障、工作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我国“打黑除恶”工作面临十个方面的困难: 一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而且刑法对黑恶犯罪量刑过轻。公安、检察、法院对黑恶犯罪团伙案件的证据认定、案件定性等方面意见不一致,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处罚过宽,许多犯罪成员仅以个案予以认定,根本谈不上从严从重打击,客观上助长了黑恶势力的气焰,影响了对黑恶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我国法律对证人的保     

公民话语权在量刑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社会制度的健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公民话语权越来越受到社会及人民的关注。公民话语权这一语言学上的词逐渐被人们赋予了政治色彩,使其具有了深层次意义。在中国当前的定罪量刑中,主要依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指导原则。主要是以事实说话,结合犯罪的具体情况、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判定。公民的话语权目前在量刑中的地位十分尴尬,一方面其正向作用对维护社会法制环境的稳定性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其不确定性、舆论性与刑罚权主体法制相矛盾。本文具体的从公民话语权在量刑中的作用阐述了其在量刑中的角色定位。     

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应相对淡化

食品安全是维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以“严刑峻法杀无赦”的重刑主义规制食品犯罪无异于舍本逐末；反之，在食品犯罪认定中，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才是规制食品犯罪之正途。对此，在食品犯罪认定中可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疫学因果关系说，将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相对淡化，从而遏制食品犯罪的高发势头，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公司集资类犯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以公司为主体实施的集资类犯罪的客观行为一般比较复杂,存在多人共同实施、多环节分担实施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方面从证据上难以证明部分员工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存在直接故意,其犯罪主观故意难以认定;二是公司员工之间的分工比较明确,个别员工实施的行为从外观来看,几乎与公司所从事的集资犯罪没有明显的关联,其共同犯罪行为也难以认定.但他们的行为却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具有促成和加工作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出路在于,主观上可以引进间接故意理论来解决部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客观上采取“同心一体说”来解决其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     

“西头帮”涉黑案审判风波

2001年底,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北海“西头帮”犯罪团伙不属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公诉机关为此提出抗诉。这不但在广西引起强烈反响,还引发了一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争议。而一审宣判后司法机关及相关执法部门相继挖出的“保护伞”,使得这一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制售假冒伪劣烟草专卖品犯罪的罪数认定

“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系比较原则的规定。在制售假冒伪劣烟草犯罪的罪数形态认定中，具体个案复杂多样，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区分一罪与数罪，并决定以一罪处理还是数罪并罚。     

论盗窃罪量刑规范化的缺陷与完善

盗窃犯罪是比较常见和多发的一种犯罪,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盗窃行为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地发展并不断地深化,从而使得盗窃罪原有的量刑标准已经不能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盗窃罪内容的修改,使得《量刑指导意见》在量刑规定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缺陷。依据《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盗窃罪量刑的具体规定,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盗窃罪量刑进行科学的完善。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犯罪"情节的思考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关键就在于对其前提条件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和把握 ,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认识。在本文中 ,作者在对刑法中的“情节” ,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等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之后 ,认为量刑情节具有决定宣告刑、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因此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规定的“犯罪情节” ,应作量刑情节理解。     

论“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法人”犯罪是指经过法定代表人物做出决定,法人机构有组织、有领导地为法人牟取非法利益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法人”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现象是存在的,但“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却是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从法人制度的沿革及其客观属性和确认法人为犯罪主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法人”仅仅是被拟制的民事主体,而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因为法人制度,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完全是为了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进入民法领域,成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它也仅仅是一项民法制度。因为民法自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是随着私有制的     

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思考

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不能提供"药方"。因此,研究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证据问题显得必要。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犯罪归因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念。量刑证据研究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     

抓住“活的灵魂”

窃以为，“三讲”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需要练出一手抓“活的灵魂”的功夫c何谓“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曾引用列宁的话告诉我们说：“对具体的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c”具体，是事物存在的形态，凡事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人和事，”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在“三讲”教育和做思想政治工作中，应当掌握好这个“活的灵魂”c只有牢握好这个“活的灵魂”，才能在“三讲”教育中深入地剖析自己，从而有力地促进自己的进步；只有抓住这个“活的灵魂”，才能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就事论理，增强说服力…     

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认定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计算机应用的大规模普及,网络在成为信息化时代枢纽的同时也为犯罪提供了新的温床,而虚拟财产的深入人心,不仅为网络诈骗犯罪推波助澜,更加为信息化的今天带来了一个难题。通过对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诈骗犯罪数额的相关概念以及当今我国在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认定上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与解决方法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究,旨在能够为今后的该类犯罪认定处理提供借鉴和指导。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以幼女的刑法保护为视角论“嫖宿幼女”何以为“罪”

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频发,在媒体上、网络上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民意,纷纷以嫖宿幼女罪量刑过轻为由要求改革直至取消该罪的存在,并将嫖宿行为划入强奸罪的序列。与此同时,法律精英群体却与民众展开了"角力战",二者的激烈碰撞让立法者与司法者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了一种选择困境。将嫖幼罪尝试性的修改为"对儿童的性侵犯罪",且一并修改其量刑幅度,在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又给予潜在的罪犯最大的震慑与规制,应该是一种改革的方向。     

论证明对象与警察出庭

刑事审判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庭审证明的对象往往集中在“七何”上,却忽视了对警察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证明。而警察的侦查行为是否遵循法定程序有时对认定嫌疑人是否犯罪以及罪行严重与否存在重大关系。因此笔者主张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纳入证明范畴并由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通过交叉询问来证明。